战争不是靠撤退获胜的，但我们要看到这次解救行动中蕴藏着胜利。这是诺兰的《敦刻尔克》告诉我们的。

    二战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一直属于超一级历史事件，相当于上了教科书，人人都有所耳闻的级别。这下有了电影的背书，更加火得一塌糊涂。热闹是他们的，最爱君不由得想起二战史上的另一场大撤退，同样足以影响战局走向，不同的是后世记挂的人并不多。这场大撤退就发生在中国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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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大撤退的一线指挥者不是军人，而是一名实业家。虽然临危受命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副部长），但几乎所有记得这段历史的人，回忆中只有一个更响亮的头衔：民生公司创始人。

    他叫卢作孚。

    卢作孚(1893—1952)，原名魁先，别名卢思，四川省合川县人(今属重庆)，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鉴于他在航运业上的开拓性贡献，他与张之洞、张謇、范旭东曾被毛泽东誉为旧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物之一。

    事实上，他早已被忘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卢作孚是何许人也。

    简单说吧，他是船王。1926年，他创办的民生公司以一条70.6吨小火轮起家，仅用10年时间便垄断了川江（长江宜昌至重庆段）航运，在长江的运输实力接近经营了半个多世纪的、官办的轮船招商局，其发展速度和实力中外瞩目，担当了长江运输经济的主力。

    他的传奇不仅于此。在32岁从事航运业之前，他的人生轨迹与那个时代的有志青年一样，着力于革命与启蒙工作。

    他出身极其贫寒，以至于小学毕业后被迫辍学，以后都是通过自学成才、成功。

    然而，贫穷并未局限他的视野。同盟会、四川保路运动、少年中国学会，这些影响近现代中国历史走向的组织/事件，均有他年轻的身影；教师、记者、报社总编，这些最能影响人、打动人的职业，他也有从事过。

    除了船王，他有另一个身份：乡村建设实验者，与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等人齐名。

    就像晏阳初之于河北定县，梁漱溟之于山东邹平，卢作孚的乡村建设代表作是重庆北碚。

    他以“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的社会”为宗旨，在北碚进行两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一是兴办新的经济事业，相继开办了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矿公司、三峡染织厂等；二是创造文化事业和社会公

    共事业，创办地方医院、图书馆、公共运动场、平民公园、嘉陵江日报馆、中国西部科学院、兼善中学及其附属小学校、各类民众学校等。

    1932年初，著名爱国活动家杜重远来到重庆，触目是衣冠不整、横行霸道的军人，随处都是鸦片烟馆和妓院。当杜重远到了距离重庆市区不过几十公里的北碚，却感觉耳目一新。他评价说，北碚的很多基础设施和文化建设在当时都是四川的第一。

    有了卢作孚在抗战前十年的经营，1937年的北碚，虽然仍处于前现代农业社会的包围之中，但已是有一定经济基础、民众教育普及的现代市镇。抗战爆发后，内迁来到重庆的中央机关、学校和居民大批迁入北碚地区，这里被称作“陪都中的陪都”。

    这可以说是卢作孚进行乡村建设与社会改造实验得到的最好的回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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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初夏，卢作孚的心情应该是愉悦而充满期待的。作为民生公司创始人和总经理，他刚刚接到通知，南京国民政府即将选派几位实业家赴欧洲考察，他名列其中。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欧洲先进技术与理念的机会，对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不无裨益。

    民生公司的发家船“民生”轮。

    然而，正当卢作孚抵达上海，并准备飞往欧洲之际，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就此拉开。这时候，是出国，还是留下来抗战呢？

    他毅然放弃了欧洲之行。在他看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全民抵抗日本的侵略，而现代化建设则像是一个被惊醒的梦，只能留待抗战胜利之后再去实现。他将他的决定贯彻到整个民生公司，激情满怀地呼吁道：“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自此，民生公司所属的轮船均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之中，成为抗战史上立下赫赫战功的一支船队。

    在抗战爆发的最初几个月里，民生公司迅速调配20余艘船只，分别从重庆、万县两个码头出航，运送川军6个师的部队和弹药辎重5000余吨到前线参战，补充了前线的抗战力量。

    川军将士称赞民生公司是“长江上的航空母舰”。

    抗战初期，“民本”轮从南京转运难民。

    七年之后，卢作孚再次面临着一次出国与否的选择。这一次，他又以他惯有的魄力选择了出国：到美国去！

    那是1944年10月，抗战胜利前夕的事。

    眼见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就要取得全面胜利，关于战后世界重建的一系列重要议题已经摆在世人面前，美国四大工商业团体发起召开国际通商会议。中国政府选派了陈光甫、李铭等五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卢作孚又一次名列其中。

    同样是出国与否的抉择，同样出于救国的热忱，卢作孚根据时局变迁作出了不一样的选择。他深知，曾经一度被战火扰乱的现代化之梦，如今又逢着提上实践议程的大好时机了，民生公司将转入“实业救国”的轨道。

    初出国门的卢作孚在国际通商会议上用心宣传中国与四川，极力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中国战后重建。这样一个以爱国为己任的实业大亨，生前却几乎一文不名。他身兼许多实业的董事长，生活却极其简朴，以至于曾被人当面说“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他只取民生公司一份工资，其余收入一概捐赠给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

    他自己在民生公司没有股份，后来还是友人凑了5000块钱，替他入股，才成为小小的股东。住房是借的银行宿舍，家具是借民生公司的，以至于在自杀前留给妻子的遗书是：“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

    他从来没有因为别人介绍而在公司安排进人员，无论是至亲好友还是什么人物，他都一律写上“苦无机会”加以拒绝。他的妻子到重庆市区去卖针线活以补贴家用，都要自己坐小轮和乘马车过去。他一直以毫无争议的权威指导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的运营，不是依靠他的股份，而是完全依靠他的远见、能力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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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事迹，已足够让卢作孚在历史上留名。然而，他一生中对国家最大的贡献至此才展开。在1930年代，长江下游地区是中国工业与文化的中心，其中尤以上海为重。淞沪会战伊始，上海岌岌可危，包括苏锡常一带的工厂必须立即内迁，否则抗战前景不容乐观。

    他深感义不容辞，遂命令民生公司专门成立“镇江临时办事处”，集中9艘轮船，日夜不停地将工厂设备、战略物资转运至南京、武汉等地。

    然而，这毕竟不是一劳永逸的万全之策。抗战进入第四个月，上海沦陷，南京告急，迁都之举，势在必行。南京的撤离工作任重道远。他指挥民生公司帮助政府运送撤退的机关人员、公物，以及南京各学校师生、仪器、图书等至内地。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正是乘坐民生公司的轮船抵达重庆的。

    他还按照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的要求，改造船舱，用以运送中大农学院的良种猪牛羊，确保了大后方的正常教学与科研。

    1938年的武汉成为国民政府行营，也成为民生公司的运输重心。从长江下游撤退到武汉的工厂设备和成千上万的难民，均有赖川江的轮船运送入川。

    他临危受命，出任交通部次长一职，掀起新一轮的抢运高潮。

    该年10月，武汉陷落，宜昌危在旦夕。而这时，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撤到宜昌急待入川的军工器材、军用物资、机器设备约9万吨堆积在宜昌港，还有10万难民焦急不安地在港口争抢着上船进川。

    宜昌上空不时有日机轰鸣。局面一度极其紊乱。卢作孚立马从武汉飞往宜昌，坐镇指挥。参加抢运地船只共24艘，民生公司占了22艘，他就此制定了一个40天内完成抢运任务的计划，使得运输工作有序地进行。针对川江上游滩多水险的困境，他采用民生公司独创的“三段航行法”，最终赶在枯水期到来之前，将所有人员物资运送完毕。

    宜昌大撤退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战时运输。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完成了超出全年的运输量，抢在日军进犯宜昌前将大批物资和难民转移到了安全地带。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假设，如果没有卢作孚及其领导的民生公司，这些物资极可能被毁于危难中的宜昌，甚至落人敌手。

    那么，在抗战转入相持阶段的艰苦时期，长江上游的大后方便不可能有一批战前从来没有过的现代钢铁厂、兵工厂和纺织厂这么快地投人生产，抗日前线急需的各种武器和军需品便无所出，很可能对抗日战争的前景造成重大影响。

    日本侵略者认识到中国的这次大撤退在整个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叹道：“假定昭和十三年(1938)攻占武汉作战的同时就攻占宜昌，其战略价值就大了。”后来，晏阳初称这次大撤退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事实上，这次大撤退比后来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还要艰难。因为承担运输重任的，不是军舰，而是商船；需要运输转移的，也不是训练有素的军人，而是难民。

    整个宜昌大撤退期间，民生公司付出了巨大的牺牲：9艘轮船被炸沉，6艘被炸坏，117人牺牲，76人伤残。

    在抢运工作刚刚开始之际，卢作孚就曾号召全体职员：“我们虽然不能到前方去执干戈以卫社稷，拿起武器打敌人，当就本身职责，要努力去做一员战士，以增强抗战力量。”可以说，他和他的民生公司担纲的这一次大撤退，保留了战时的经济基础与文化命脉，对抗战胜利，对战后重建，均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最后交代一下这名抗战功臣的命运。

    1950年6月，卢作孚从香港返回北京。一年多后，在“三反”的狂潮中，他不堪莫须有的指摘，服药自杀，终年59岁。此后多年，关于卢作孚之死，官方说法从“畏罪自杀”到“病逝”，再到“不幸逝世”，以含蓄的表述方式对其完成平反与重新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