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词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这一概念来源于学者们对客观历史的真实提炼和高度概括。从历史上看，这条大道的建成并非一人之力，而是东西方众多先驱共同开拓的结果。这里的东西方先驱既有国王、使者，也不乏商人和航海探险家。

    就陆道而言，西段的建设者应该上溯至亚历山大。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亲率3万余精兵东征波斯。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仓促应战，最终为亚历山大所败。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率军来到中亚，灭掉波斯的地方政权巴克特里亚，并于锡尔河上游修筑亚历山大里亚城，派兵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欧洲势力开始进驻亚洲腹部邻近中国的地区。此后百余年间，中亚巴克特里亚地区的政权一直掌控在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手里。中国与西方之间在当时虽还没有建立起直接联系，但西方已经知道了一些中国的消息。希腊人克泰夏斯在其作品中首次提到了东方远国“赛里斯”（Seres），“赛里斯”由此成为希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远国的称呼。

    东段的开拓者显然要数汉武帝的使者张骞。他于公元前138年至公元前126年、公元前119年至公元前115年两次出使西域，史称张骞“凿空”。张骞“凿空”，不但打通了东西方交往的连接点，而且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世界视野，开创了中西交流的新纪元。此后，东西方陆上交通大开。从中国西去求“奇物”者“相望于道”，“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中国的丝绸随使者不断输出国外，中亚、西亚与罗马也因此留下了中国丝绸的记录。罗马的文献中还出现了罗马元老院通过决议反对男子穿丝绸衣服的禁令。

    东汉时，班超为西域都护，曾经营西域31年，政绩卓著，成效明显。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滨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公元97年，班超派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抵条支，欲渡，为安息船人所阻，只得“穷临西海而还”。甘英走南道赴大秦，虽中途而归，但其西行的路程远比张骞要长，其实际影响也比张骞要大。就在甘英出使大秦后不久，也就是公元100年，“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东汉朝廷对蒙奇兜勒遣使之事高度重视，还特意“赐其王金印紫绶”。“蒙奇兜勒”正是“Macedones（马其顿，时属罗马帝国）”之音译。马其顿遣使内附打通了中西间的直接交往，在中西交往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这件事本身也印证了中国与罗马陆上交通的存在。

    就海道而言，中国至印度一线，为中国人所开拓。海船一般沿着印度支那半岛与南亚半岛海岸航行。公元前111年，汉朝用兵南越并在当地设置南海、苍梧与合浦等郡。合浦以南至印度的线路皆保存于《汉书·地理志》中。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合浦徐闻（海康），南人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臣郡……自日南、障塞、徐阉、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至皮宗，船行可二月，至日南象林界云。”据考证，黄支就是印度东岸之Kanchipura，即后来玄奘所记的建志补罗城。

    印度至罗马的海路则多为罗马人开创，船队最初皆绕着南阿拉伯海岸航行。据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地理学》记载，在奥古斯都时期，每年都有多达120艘船只从埃及的红海港口起航远航至曼德海峡之外各地，有的甚至远达恒河。大约在提比略执政时期，有一位名叫希帕鲁斯的罗马商人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发现了印度洋季风的规律。罗马人利用季风，不但可以直接跨越印度洋，而且大大缩短了罗马至印度的距离。按英国学者赫德逊测算，意大利到印度的一次旅程，只需要花费16个星期。约在公元2世纪中叶稍前，有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的罗马人越过孟加拉湾，到达日南北部的卡提加拉。“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指罗马元首马尔库斯·奥理略）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来到中国，中西海道“始乃一通”。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中国与罗马间开始通过海道直接发生关系。印度和西方古典文献中出现的“秦尼（Sinae，Thinae）”实际上就是西方人对南部中国的尊称。

    在中西陆、海两道开通之时，有许多中国的商品随使者输往西方。据中国的正史记载，从陆道西去的使者常“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从海道西航的译使也携“黄金、杂缯而往”。由此可见，丝织品和黄金是出访人员必备的物品。

    丝织品之所以成为使者出访时首选的重要物品，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是桑蚕的故乡，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又是唯一掌握养蚕技术的国家。根据传说，我国“养蚕取丝”的发明者为黄帝元妃嫘祖。她教民育蚕，治丝蚕以制衣服。考古发掘也表明：大约在距今约6000—56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懂得了“养蚕取丝”的技术。著名学者夏鼐先生曾指出，至迟在殷商时期，我国已能“充分利用蚕丝的优点，并且改进了织机，发明了提花装置，能够用蚕丝织成精美的丝绸”。此后，此项丝织技术不但没有失传，反而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又有新的改进和发展。

    《史记·大宛列传》有言：“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其地皆无丝漆。”实际上，不但当时的安息国无丝，就是安息国以西的罗马也不产丝，所以中国的丝绸一直是罗马贵族身份的象征。为获取丝绸衣料，罗马人不惜远赴赛里斯，正是“靠着如此长距离的谋求，罗马的贵妇们才能够穿上透明的衣衫，耀眼于公众场合”。老普林尼坦言：“据最低估算，每年从我们帝国流入印度、赛里斯和阿拉伯半岛的金钱，不下1亿塞斯退斯。”在罗马，不但有销售中国丝绸的丝绸市场、丝绸商人，而且还有丝绸加工地，丝绸交易的价格曾一度与黄金相等。

    随着丝绸西向输出，我国的养蚕织绸技术也不断西传。公元5世纪时，中原的种桑、养蚕、缫丝织绸法已传至和阗；到6世纪的查士丁尼时代更跨越国界传到了罗马的东部世界。从此以后，“在罗马的土地上也能生产蚕丝了”，西方对中国丝绸的依赖逐渐消失。

    历史表明，在中国的汉代，亦即西方的罗马共和晚期及帝国时期，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以丝绸为重要交易物的陆、海大道。19世纪以后，这两条大道被分别冠之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总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中国，终点在罗马。中亚、南亚、西亚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南海、红海、地中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过之海，而印度洋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跨之洋。丝绸之路的开启，既拉近了亚欧各国各地区间的距离，密切了沿途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又加强了沿途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大大地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从这一意义来讲，丝绸之路是世界的奇迹，更是人类携手合作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