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后，清廷的国内外局势日益恶化：1897年，德国借“巨野教案”侵占胶州湾，随后列强在中国掀起了强行租地并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中国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1898年，老成稳重、执掌朝政多年的恭亲王奕因病去世，更是让朝廷各派系政治力量的斗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年轻的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鼓动下，很想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变法求存。后来，他向庆亲王奕劻提及变法维新之事，并抱怨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慈禧太后听了奕劻的转述后大为恼怒，拍案大骂：“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经奕劻的极力劝说后，慈禧太后才消了气，恨恨的说：“由他去办，等办不出看他怎么说！”

    庆亲王回去后，没有把慈禧太后大怒之事告诉光绪，却只是轻描淡写的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光绪得到这个消息后喜笑颜开，当年6月11日便意气风发地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正式拉开了百日维新的大幕。

    但是，变法的大幕还没拉开几天，慈禧太后便免去了光绪的师傅翁同龢的军机大臣及一切职务，并将之驱逐回籍；同时，慈禧太后又任命了自己的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慈禧太后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将帝党首领翁同龢罢黜，这等于让维新派失去了一个家长和缓冲的余地，而任命荣禄则确保了其对京师的绝对控制。

    可惜的是，此时的变法派康梁等人正在为光绪皇帝毅然颁布《定国是诏》而欢欣鼓舞，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到来。就在翁同龢被罢黜的第二天，康有为在觐见光绪时，不仅没有为翁同龢的免职提出任何异议，反而鼓励光绪将更多守旧的高官剔除出局。

    据说，康有为在朝房等候皇帝召见的时候，恰好遇到了新任直隶总督荣禄。荣禄问康有为如何才能够补救时局时，康有为语出惊人，他说将那些守旧的高官免职出局还不够，最好能够杀几个一品大员。荣禄听后大为震惊，随后便到慈禧太后那里密告此事。

    除了荣禄在慈禧太后面前大说坏话外，那些觉得自己朝不保夕的守旧派官员们也纷纷跑去告状，跪求太后回朝训政。慈禧太后见自己威望还在，心里十分舒坦，一直笑而不答。那些人不知所以然，又跑到天津督署向荣禄诉苦，荣禄深知慈禧太后的用意，便笑道：“先让他(光绪)去胡闹几个月嘛，闹到天下共愤，恶贯满盈，不就好办了吗！”

    不错，在守旧派的眼里，当时光绪皇帝发布变法维新的上谕简直就是胡闹。短短的三个月，光绪发布了上百道谕旨，其中包括了“删改则例，裁汰冗员”；“开办实业，奖励发明”；“设立铁路，开采矿产”；“办理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裁减旧军，改练洋操”；“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等一系列新政策。

    这些政策好不好？好得很。但中国的问题，往往坏就坏在理想主义上。这些新政策看起来很美，对将来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好处的，但一个良好的出发点未必能产生好结果。譬如“废除八股、改试策论”的举措，这本是这次变法中最值得称道的，但结果却是激起最强烈的反抗。

    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言，科举考试是涉及到“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和数以百万童生”的荣誉和进身之道，你康有为刚刚考中进士，却将这一数以千万人已为之奋斗或正为之奋斗的制度废除，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些人所做过的努力付之东流，他们花钱买了那么多的考试秘笈，又花了这么时间熟悉八股科目，如今全部一笔勾销，毫无用处。果不其然，废八股改策论的消息一传出，天下的读书人一个个激愤异常，口诛笔伐还不算，据说直隶的一些读书人甚至打算对康有为行刺，从肉体上消灭这个“名教罪人”！这样的结果，恐怕是康有为等人所始料未及的。

    康有为太想当然了，他以为光绪皇帝往乾清门一站，“令群臣签名具表，咸去守旧之谬见，力图维新。谁要不服，重罚一人以惩其后。如此一来，一日之间，风云俱变，更月得数诏颁下，则海内皆动色奔走矣。”

    更要命的是，在形势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康有为还要揪着清朝那条敏感的“国宝”级辫子大做文章。他上书光绪皇帝，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并“大集群臣誓于天坛太庙，上告天祖，下告臣民，以今年为维新元年”。

    对此，慈禧太后早就表示过强烈反对，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里记载了她的这样一句话：“若思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这些政治符号，看似是剪刀加裁缝的简单事情，其实极为敏感，也只有在维新运动稳步推行的时候可以考虑更改，若试图以此来推动变法，岂是光绪和康有为等人所能掌控的？

    由此可见，这一百多天里颁布的绝大部分政策，主次不分，贪多求全，又大都没有经过反复协商和权衡利弊便匆忙推出，这不但激化了各利益中人的矛盾，往往也使得这些政令在现实中不具备可操作性。

    至于下面的各省督抚们，出了湖南巡抚陈宝箴力行新政，其他人对于这些新政诏令几乎视同儿戏，他们要么推诿敷衍，要么就干脆不予理睬。如两广总督谭钟麟，对变法期间“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经电旨催问，谭钟麟依旧是“置若罔闻”。

    有人也许觉得奇怪，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非常积极，但为什么手下的那些官员无动于衷呢？对这事，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老兄变法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措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七月中旬，光绪下诏裁撤詹事府、太仆寺、太常寺等中央衙门和地方部门，据时人描述，当时立刻导致京城里失业或者连带的人就有上万人，朝野为之震惊。裁撤当日，被裁的部门“群焉如鸟兽散，衙门内不见人迹。”

    说白了，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其变动的背后都意味着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消长。任何一个新政策，在获取一部分人支持的同时，往往会伤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任何新政的变法改革措施，都必然要冲击到一部分守旧派的既得利益，任何的改革进程都会受到他们的重重阻力。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或者戊戌变法，都绝无例外。

    由于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守旧派官僚和那些既得利益者当然要拼死反对。在变法过程中反对新政最厉害的，莫过于那些枢臣大吏和督抚大员。对于这些执掌旧政权的权贵来说，旧制度和以往的政策法令都是他们谋取私利的手段，一旦进行改革，这将使得他们失去已有的一切，对此他们怎么可能会袖手旁观？

    所以，当康有为主张改革官制，大规模地裁撤冗署冗员时，很快便把绝大多数官员逼到了他的对立面。中国官场的传统是“只上不下”，裁撤冗署冗员，就是要敲别人饭碗嘛！从古至今，下岗再就业的安抚问题一向都是极难解决的。于是乎，利益受损的老旧官员们纷纷跪求慈禧太后回宫重新主持朝廷日常事务，也就丝毫不稀奇了。就拿礼部尚书怀塔布来说，他被光绪革职后，立刻到慈禧太后那里哭诉，称“皇上为左右荧惑，变乱朝政，求老佛爷作主”。后来，当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时，太上皇强压心头怒气，警告小皇帝不要轻易罢免自己挑选的那些老成稳重的大臣，也不要随便提拔那些年轻的政治新锐，更不能想当然的改变大清王朝的既有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