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新式媒体的传播，“海权”成了清末民初中国朝野上下的流行词汇，在官方的奏章、文书以及民间的报纸、书刊上频频出现。词汇流行的另一面，则是对舶来品的词意滥用。各界人士在论述中多将“海军”“制海权”“领海”“海洋经营权”等概念与“海权”混淆，导致了中国人的碎片化认识。初期宣传者的阐释也过于零碎或过于笼统，并未清楚表达出“海权”的真正意义。碎片化的认识导致在爱国热情下给出不切中国传统和实际的药方，士民动辄要求政府以举国之力建造舰船，“与各国竞雄于海洋”，冀望以速成的方式将中国建设成为海上强国。

    海权论传入中国

    主要有两条路径

    晚清以降，西方势力最先从沿海叩开中国国门。由此，国人对海洋和国家命运的关注也在逐渐提升。

    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开眼看世界”的官僚士大夫，成为呼吁重视海上威胁的先驱者，提出注重海防、建设海军、与敌战于外洋的思想。他们感知到西方的船坚炮利之后，转变了明代御倭以来的海防观念，最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建设近代海军以保海疆的口号。

    在学习西方器物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左宗棠、丁日昌等洋务官员将建设近代海军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同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实施近海防御以守土保国的战略设想。光绪初年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标志着中国人的观念中，海防不再从属于陆防，而上升到同等地位。这种外敌逼侵之下的反应，主要着眼于加强海防，进而保护陆地国土，是一种自卫性海权思想。这是封疆大吏根据现实危机又囿于中国传统海权观而产生的思想。

    甲午战败之后，震惊于海军覆没的中国人对海洋认识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对崛起于海岛的日本由蔑视转为钦佩。风靡西方世界的马汉“海权论”知识也开始传入中国，引起广泛的反响和讨论。

    当时，“海权论”传入的主要路径有两条：一是经由日本人在上海主办的刊物传播。日本乙未会主办的《亚东时报》自1900年开始连载马汉的《海上权力要素论》，但最后无疾而终，只翻译了极小部分，而且行文晦涩难懂。二是中国旅日知识分子的传播，真正为中国思想界带来了清新之风。旅日的学者和学生在日本获得了更丰富的西方海权理论知识，并见识了日本海洋强国的历程，又深切感受到中国落后的危机，因此大量翻译海权著述并介绍传入国内，成为上世纪初宣传海权救国的先锋力量。

    曾在上海震旦求学并有过旅日留美经历的梁启超胞弟梁启勋，在1903年于日本出版的《新民丛报》上发表《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一文，向国人疾呼“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是为中国人中较早的宣传者。

    1910年前后，中国留日海军学生创办的《海军》杂志，以讨论振兴海军的方法、普及国民海上知识为宗旨，计划将《海上权力要素论》全部汉译。这份杂志后来因各种原因停刊，汉译计划遂成泡影。不过，其译文风格简明清晰，注意到了适应中国人阅读理解的问题。

    从日美归国革命的孙中山，怀着“伤心问东亚海权”的忧思，在许多演讲和著述中经常提及中国应该重视海权问题，并尝试着将海权思想与建设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保卫海洋权力、发展海洋经济等设想，还把这些设想加入到他的《实业计划》中。

    通过新式媒体的传播，知识界的热门话题成为社会各界的时髦潮流。一时之间，“海权”成了清末民初中国朝野上下的流行词汇，在官方的奏章、文书以及民间的报纸、书刊上频频出现。

    词汇流行的另一面，则是对舶来品的词意滥用。各界人士在论述中多将“海军”“制海权”“领海”“海洋经营权”等概念与“海权”混淆，导致了中国人的碎片化认识。孙中山、梁启勋等初期宣传者的阐释也或过于零碎或过于笼统，并未清楚表达出“海权”的真正意义。碎片化的认识导致在爱国热情下给出不切中国传统和实际的药方，士民动辄要求政府以举国之力建造舰船，“与各国竞雄于海洋”，冀望以速成的方式将中国建设成为海上强国。

    列强凭借“海军力”

    迫使羸弱中国屈服

    知识分子作为善于冷静思考的群体，其优点是能够完整、清晰地阐释理论，并能结合国情深层次地解读问题。经过清末民初的海权热潮和时局乱象，当人们愤懑和疑惑于中国海权举步维艰之时，具有阐释和反思意义的近代中国人第一部海权论专著——林子贞的《海上权力论》于1928年问世。

    林子贞，又名林本元，中国台湾台北人，出生于1896年。林子贞幼年丧父，由养父抚养长大，半耕半读的生活较为凄苦。年轻时，来到日本神户经商，入职华商谊美商行，后弃商就学，就读于东京明治大学，于1922年3月毕业获得法学学士。毕业后，曾担任北平《远东日报》总编辑。《海上权力论》　一书即在此时所著，由三星印刷局发行。1929年，为养父奔丧回台，曾担任《台南新报》主编。

    林子贞自幼生长于传统家族，青年时毕业于西式学堂，推崇新知识和新理论，就职于新式传媒业，注重舆论传播，其经历在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具有代表性。但同时，他的人生经历又有一些特殊性，这对其海权思想意识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据《林本元先生自传》回顾，林氏家族是清朝时由福建同安移居台湾地区的，林子贞是渡台后的第三代。福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海洋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不少人都具有海洋经世意识，是近代中国海洋事业的始源地之一，而福建迁台民众更具有艰苦开拓的海外闯荡精神。尽管林子贞出生时台湾地区已为日本所占领、年轻时即赴日经商游学，但他对家乡的传统海洋文化及祖辈先民的海外开拓精神始终抱以热爱和推崇，是其一生潜心探究的命题。在著述中，林子贞经常赞扬以福建人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居民亲近海洋、敢于跃出海外冒险的精神。为此，年轻时常借助西方理论探讨这种海洋文化之于中国的意义，晚年则编纂了大批闽台地方历史文化书籍。

    东京明治大学成立于1881年，偏重于西方和日本法学的教育。甲午战争后，章宗祥、雷奋、富士英等大批中国留学生进入该校学习。林子贞求学之时，正值明治大学的鼎盛期。法学士毕业，需要学习日文、汉文和两门西方语言以及历史、地理、法制等科目，同时还有宪法、民法等必修科目以及国际公法等选修科目。

    留学生涯给予林子贞宽广的国际视野，对西方历史人文地理相当熟悉，也培养了他从国际法的角度解读政治问题的习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接触“海权论”，并参照日本凭借海权崛起的历史和现实，而逐步孕育海权强国的理念。回国后，林子贞长期从事新闻媒体业，特别关注中外关系中的重大政治事件。当时，中国国力羸弱，在中外冲突中屡屡吃亏，求学时期接触到的世界强国理论和经验与中国落后的现实形成巨大反差，让踌躇满志的年轻海归充满愤慨与担忧。在激起强烈爱国主义情怀的同时，也对海权强国的理念有了更深的思考。

    1926年3月，大沽口事件爆发。随后，北京学生、市民向政府抗议，从而导致“三·一八惨案”。林子贞作为媒体人详细报道和分析了此次事件，撰写有《三一八惨案始末记》，指出列强凭借着强大“海军力”迫使内斗不休、政府无能的中国屈服，而仅靠学生运动想给中国外交上带来有利结果是不可能的。国际法理和海权力量相结合，中国内政与外交相结合，以求揭示问题的深层原因，是当时林子贞分析问题的主要思路和写作风格。大沽口事件的屈辱，还进一步刺激了林子贞对中国海权问题的深入探究，开始在报端连载《海军力的权威》等文章，并在两年后完成了专著《海上权力论》。

    海权不只是“船坚炮利”

    更不能速成烧钱与掠夺

    开放、重商的闽台海洋文化，负笈东瀛接受的国际法和现代海权思想，以及回国后感受到的民族危机意识，构成了林子贞撰写《海上权力论》时的主要影响因素。他在序言中表示，写作的缘起正是基于对中国现状的担忧而期望振兴海权来强国，而振兴海权的落脚点则在于改变广大国民的海权观念。因此，该书的主旨，一是要向民众传播正确的海权思想，二是论述海权与中国的关系，让同胞在理解其内涵的基础上，再继之以强国御辱的行动。

    《海上权力论》一书分为“海上权力的意思”“海上权力与国防的关系”“海上权力和陆上权力的比较”“英国的海上权力”“英国海上权力致大的要素”“法国扩张海军力的径路”“各国扩张海上权力的目的”七章。前三章主要介绍和厘清海权理论的概念和内涵，后四章以西方海权作为映照，通过海权视角来观察和剖析中国。

    林子贞阐述了“海权”的内在含义，并辨析了“海权”与其他相似概念之间的关系。所谓海权，以中国文字表述应为“海上权力”。狭义上，即指“国家在海面上有把握、有制海的力量”，侧重于应用方面；广义上，包括武力支配海洋的能力和商业航海的能力。现代海权学者将以马汉为代表的近代海权理论的逻辑链条归结为，以海军力量保障国家财富的积累，财富又促进海军的强大，二者形成良性互动。林子贞当时的阐释最为接近海权理论的本质，也较为清晰而完整。

    以海权的视角回顾中国近代史，反思落后挨打的原因，是海权思潮中的焦点。被列强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之说，遂成为指代西方海权功能的标志。林子贞一方面认同此说，认为历次不平等条约是西方海权扩张的结果，另一方面批评将西方海权的作用仅止于“打开国门”的单一海权观念，提出海权的扩张既是手段也是目标，是在对华侵略中与其他政治、经济手段相配合而持续深入的过程，而不仅仅是“船坚炮利”。

    例如，早期列强掀起的在华铁道政策狂潮，正是其海权由中国沿海深入内地的新形式。正是单一海权观的危害，与西方为了海权持续扩张而在各方面纵横捭阖相比，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海上政略，对内没有保护国民和工商业的能力，向外没有扩展的方针，外交上也频频失宜，国内外沿海要地尽失，无力抵御外族侵入。由此，林子贞“海权持续深入”的思想显然更为深刻。

    与当时各界专注于批评政府忽视建设海军、无力保护领海不同，林子贞认为中国海权的落后，背后是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思想观念的落后。既有传统时代以来长期形成的重陆权、轻海权的“单臂国防观”思维桎梏，也有民国军阀“对内国防观”的局限影响，更有军政高层以陆制海战略的短视。特别是，林子贞对1925年蒋介石在《完成革命必先打倒帝国主义》演讲中阐述的战略构想进行了逐条批驳。

    针对海权论速成主义者的高调，林子贞认为中国海权的落后是在思想观念、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落后。这表明中国社会本身的一些特点和因素与现代海权的发展产生了矛盾。《海上权力论》一书中，以英国作为正面典范，辅之以法国作为参照，从国家地理环境、政府治理能力、政府发展方针、民族海洋素质、国民商业精神等方面来审视中国海权发展的桎梏，指出中国这个古老陆权民族在向海权国家转型中的艰难和困境，坦言海权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针对将海权视为野蛮之途的论调，林子贞指出海权是国家文明臻于极致的表现，向海外发展是政府的政治力为经济力的发达而服务，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中国欲进入文明世界，就必然需要发展海权，并同时做好应对列强争夺的准备。虽然困难重重，但加强海权来振兴国力是必然的道路。

    针对将海权建设视为烧钱之举的腔调，林子贞始终强调，海权的增强不仅是政府加大海军投入等事情，而且靠此强大起来的国力又会回报和反哺海权。海权将在伸张国势、保护海外移民、维护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具备冲突反制能力、保护独立国主权等方面有力地促进国力提升，并形成良性循环。

    《海上权力论》是近代第一部立足于中国视角、完整而深入论述中国海权问题的专著。虽然受西方思想影响，存在着“海洋—陆地”二元对立思维的缺点，但在中国海权思想史上仍有独特的价值和鲜明的风格。然而，这部产生于上世纪初中国海权热潮的著作，因时代的局限而长期为人所遗忘。“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主要面临外敌从陆上侵入的亡国危机，使知识界对海权的讨论热度逐步降低。

    总之，近代以来，呼唤海权发展的中国人，激愤于民族危机而探求强国路径，继而孕育发展海权而振兴中华的梦想。然而，主权受侵、经济落后、工商业薄弱、政府领导力低下、民众观念陈旧的现实，无法为当时兴起的海权梦想提供可实现的发展环境。这也是90年前林子贞及其同道所慨叹而无奈之处。今天回顾《海上权力论》，以历史映照现实，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海权问题，理解海权之路的艰辛与不易，促进全社会对中国海权事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