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因为缺乏统一的领袖导致无法对抗北方

    一直以来，清朝消灭南明都是富于争议的话题。有不少人一直做各种假设和推论，试图找到明朝能续命的方法。明朝毕竟坐拥天下二百多年时间，掌握着无比雄厚的资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握有一手的好牌。

    而各种推论中，又以崇祯南迁最为热门。毕竟明亡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小冰河影响的主要是北方；而且八旗军队擅长的是野外战场，对于水网密布，城池林立的江南似乎难以应付。更为重要的是真实历史上，南明便是因为缺乏一个核心而导致内讧最后分崩离析的。

    如果崇祯真的南迁或者派太子监国，那么南明至少有一个被普遍承认的领导层存在，这样是否可以避免历史上的悲剧发生？

    理论上看确实如此，首先南方在宋以后无论人口总量还是经济规模都远远超过北方。更而且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西方势力开始进入东亚细亚，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南方要比北方更加容易接触到西方文明，例如明朝后来赫赫有名的佛郎机炮还有红衣大炮都是从来华洋人那里得到的。而南明主力之一的郑成功父子更是依靠着和洋人的贸易获得的大量财富和军火，才能发展成影响东亚决定性力量。

    崇祯缺乏个人魅力和决断力也不符合贤明君王的要求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从崇祯此人的个人领导能力和他的个人魅力说起。

    古代执政者“受命于天”，在权力运用方面理论上不受任何束缚，但实际中却会面对种种习惯性规则的束缚。所以，如何凭借个人权谋手段运用权力掌控国家就是对执政者的考验。

    一个好的执政者最需要的做的是什么呢？古代中国是以儒家思想作为核心指导的，而儒家讲究“垂拱而治”，君王要懂得知人善用，要有做君王的样子，自然会有贤臣辅佐。

    从这点来看，很多人天天吹捧的崇祯勤政其实反而是他的缺点，因为“勤政”意味着他掌控欲非常之强烈，以至于拒绝让能干的贤臣分享他的权力。这与地道的儒家标准其实是完全不合格的，崇祯完全没有一个古代意义上贤明天子该有的样子。

    既然崇祯以古代标准并非贤明君主，那么以近现代政治强人的标准去衡量他，又如何呢？

    我们要看近现代那些政治强人是什么样的。希特勒是公认的个人魅力非常强大的“克里斯玛型政治领袖”。而他的死对头斯大林，则是宁愿牺牲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不愿意放走被俘虏的德国将军的铁血雄主--在政治上，斯大林心如铁石般坚定，甚至能够做到对到人世间最真挚的情感都无动于衷。

    那么崇祯的个人魅力是什么样的呢？他是否是个如希特勒的“偶像”型领袖？或者也意志坚定敢作敢当的“大明斯大林”呢？

    以袁崇焕赫赫有名的“五年平辽”论来说，其起因便是因为袁崇焕觉得崇祯过于急躁，不得不放出五年平辽的大话“以慰圣心耳”。这一行为活脱脱就是在敷衍一个生气的小孩子，可见哪怕是还和崇祯处于“蜜月期”的时候，袁崇焕就已经对崇祯的性格无可奈何了。由此自然可以得知崇祯并不属于满满都是人格魅力的克里斯玛型领袖。

    那么，他有敢作敢当的铁血意志吗？答案也是令人沮丧的。崇祯曾命令兵部尚书陈新甲和后金秘密和谈。此事被披露后舆论大哗，面对危机崇祯并未拿出心如铁石的雷霆手腕，推行自己的意志，而是轻易向舆论投降，将陈新甲作为替罪羊踢出去，对后金的和议也不再提起。自此再没有哪个大臣敢真心诚意帮崇祯做事，而是上下一起敷衍。

    最为重要的是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无论古今中外要成为一个强势领导人都必须拥有极强的决断力，最忌讳做事“拖延症”，瞻前顾后，婆婆妈妈，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为了换取利益而付出一切代价。

    这一点，崇祯在朝廷南迁问题上就表现的非常明显。由于明朝是个“天子守国门，君王死气节”的刚强王朝，所以南迁这种明显因为“打不过、搞不定”，有着明显“逃跑”倾向的策略注定会让做出这个决定的君主“遗臭万年”。但在国家存亡之际，君主自身“遗臭万年”的名声重要，还是国家的存续重要，对于领袖型的领导人，其实决断并不难。

    但对于崇祯，这却成为了一个超级难题。

    他想到的方法是：在臣子当中找到一个地位足够高，同时愿意给自己“背锅”的人主动站出了承担“遗臭万年”的责任。不过因陈新甲的前车之鉴而学“精”了的臣子们都表示愿意替代崇祯上前线，但是无人愿意提出“南迁”。不愿意付出自己的“名声”又不愿意真的赴死的崇祯就只能进退维谷。一边在殿堂之上气势汹汹地宣称“国君死社稷，朕将何往？”，一边偷偷派人打探各种南迁的可能。但是一直拖到大顺军攻破北京的前一天，他才下决心南迁，可惜一切都晚了。可见这是崇祯一个优柔寡断缺乏足够决断力的君主。

    刚愎自用而且急功近利的君王会导致灭顶之灾

    可能有人会说：虽然崇祯的性格急躁，让其臣下都深感无奈只能用“妄言”去做安抚工作，本人也没有什么人格魅力，但是大明国毕竟人才济济，崇祯毕竟是名正言顺的天下共主，有他在对明朝的续命来说还是能够利大于弊。

    可惜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在明清决定性的松锦会战之中，明朝九边精锐尽出，战功赫赫的统帅洪承畴率领一十三万精锐明军，带着大小上千门新式西洋火炮采取稳扎稳打的措施已经取得了对八旗的一些胜利，眼看就要顺利解除锦州之围。这时候，崇祯刚愎自用的毛病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他开始“遥控”前线作战。

    崇祯派出了当时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催促洪承畴快速进军。洪承畴试图反驳也被“用师年余，费饷数十万，而锦围未解，内地又困……何以副圣明而谢朝中文武诸人之望，主忧臣辱，台台谅亦清夜有所不安也！”的理由给压死了。陈新甲的亲信张若麟甚至直接插手前线作战，“振臂奋袂，扶兵之势，收督臣之权，纵心指挥”，于是明军“但知有张兵部，不知有洪都督，而督臣始无可为矣”。

    就这样，崇祯硬生生地把洪承畴的前线指挥权收走，然后指挥部队抱着脑袋往前冲，直接落入了八旗的包围之中。随着乳峰山突围的失利，明朝最后一支精锐的部队也就此宣布覆灭，洪承畴则被迫投降了皇太极，后来成为满清统一中国的事业添砖加瓦的“开清功臣”。

    另一个例子就是在征收赋税上。

    众所周知明朝末年遇到了连续的天造人祸，导致民生迅速困难，这时候统治者要做的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从而让民间百姓能先在天灾人祸中活下来，再逐渐恢复生产力，这样明朝才能够延长寿命。但是崇祯的急性子在这个时候又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崇祯非但赈济困苦灾民，而是对当时的民生疾苦“选择性无视”，下令对拖欠的赋税要“勒令速催”，对于办不到的官员要“指名参究”。迫使各级大小官员一个个变成了“恶吏”，结果让更多的破产农民走上了逃亡之路，没有生计的他们“从贼”也就是时间问题，最终将原本仅仅只是“星星之火”的农民起义逼成了“燎原之势”。

    综上所述崇祯是个很急躁很功利的君王，他既想要得到，却又拒绝付出，他没有一颗钢铁的心，却又拒绝让下属为自己分忧，他没有当好领导的魄力，却想要让下属背锅。这样一个领导无疑很难凝聚人心，在他上吊而死之后，北京城的满朝文武无一人愿意给他殉节，死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这点来说，还不如后来南明的皇帝，至少还是有不少大臣愿意给南明皇帝殉节的。而在北京的时候崇祯至少还是满洲都承认的正式君王，一旦南迁背弃了“宗庙陵寝”只会让他威望受到巨大的损伤，更难以凝聚人心，可见依靠崇祯来统合因为内讧而四分五裂的南明小朝廷无异于痴人说梦。

    甚至可以说如果崇祯真的南迁，那么南明的结局只会比历史上的更加糟糕。虽然南明那些皇帝大都不咋地，但是由于吃过苦，本身性格也没有崇祯那么急躁和刚愎自用，对于前线的指挥一般也不去干预，所以可以打出镇江这样漂亮的反击战。一旦让崇祯这样“名正言顺”地插手了前线的战役，可以预测不但反击战没有了，最后连困于弹丸之地的郑明搞不好也会被他所拖累。

    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崇祯南下未成，才让后来的李定国、郑成功等抗清势力没有束缚，放开拳脚将抗清战争延续到康熙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