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花倒影，烟芜蘸碧，灵沼波暖。金柳摇风树树。系彩舫，龙舟遥岸。千步虹桥，参差雁齿，直趋水殿。绕金堤、曼衍鱼龙戏，簇娇春罗绮、喧天丝管。霁色荣光，望中似睹，蓬莱清浅。”这是宋代著名词人柳永笔下的北宋都城东京汴梁繁华景象。豪奢生活、风流雅趣、车水马龙逐渐成为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都会的标签。

    但是，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难使这一切全都灰飞烟灭，成为宋人刻骨铭心的记忆。后来，著名抗金将领岳飞在那首千古绝唱《满江红》中就悲愤地写道：“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惨剧呢？

    史学界几乎不约而同地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当时宋朝的最高统治者、昏庸的艺术家皇帝宋徽宗和他那个荒唐的联金伐辽决策。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陶晋生先生所言：“学者大都认为北宋之亡，主要远因之一是联金灭辽政策执行时，自暴弱点。”那么，宋徽宗不做出攻辽的决策，中原人民是否真能逃过这一难呢？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其中原委，未必能得出肯定的答案来。

    公元1005年澶渊之盟之后，宋辽双方维持了百余年和平友好的关系。两国虽偶有摩擦，均得到和平解决，使双方人民受益匪浅。但是到了宋徽宗执政时期，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公元1111年，宋朝主持西北战局的大太监童贯在对西夏战争中立下大功后，想争取不世功绩，力主对辽开战。这时的宋徽宗对这个建议非常谨慎，没有立即答复，只是派童贯随端明殿学士郑允中出使辽国，探听虚实。童贯完成使命回到东京时，带回了企图投宋的辽臣马植进献的“取燕之策”，极力向宋徽宗鼓吹伐辽。

    马植的意见虽然一度让宋徽宗动了心，但很快遭到很多朝臣反对。他们指出，宋辽和好已经有100余年了，一旦轻启战端，“惧非中国之利”。对于这些不绝于耳的议论，宋徽宗心里没底了，打起了退堂鼓。此事遂暂时搁置下来。

    又过了四年，北方消息传来，辽国东北部女真人首领阿骨打起兵反辽，不久立国号为金。马植见机会来了，立即弃辽南归，来到东京。宋徽宗听到他的“联金伐辽”之策，热血沸腾，但不知金人底细，不敢妄动。两年后，随着战火蔓延，投宋的辽人越来越多。宋徽宗终于坐不住了，便接受了蔡京和童贯的意见，派人前往金国探听虚实。

    公元1118年，宋臣马政等奉命第一次出使金国，与金人正式沟通了联系。此后，双方多次互派使臣联络，关系不断升级。但是，金人在与辽宋交往时首鼠两端，一面以战场上取得的不断胜利为筹码，与辽国谈判，一面积极寻求与宋人联合攻辽，其态度反复无常。宋使呼延庆于公元1119年再度出使金国时，竟为金人扣留，半年后待金辽谈判完全破裂才被放回。

    这事引起了当时宋廷多数朝臣的警觉，就连原本支持联金伐辽的权相蔡京也转持反对立场。但是，呼延庆毕竟带回的是金人愿意联宋的消息。因此，1120年3月，宋徽宗在童贯等人的撺掇下，派马植(已改名赵良嗣)等人出使金国，与阿骨打订立了联合灭辽的盟约。金人同意在事成之后，将燕京等州划归宋境。而宋朝须每年给金国50万岁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之盟”。

    “海上之盟”达成后，宋徽宗立即调兵遣将，命令西北地区精锐的西军与河北禁军换防，准备伐辽。可不久，南方方腊起义。童贯奉令率西军镇压。而多名朝臣和边将也上疏反对伐辽。宋徽宗又后悔了，遂将此事再次搁置下来。

    过了两年，金军攻取了辽国的中京，进逼燕云。宋徽宗担心金人答应给的辽国土地拿不到了，便不顾群臣反对，令童贯率军15万进兵幽燕，招抚刚被部下拥立为天锡皇帝的辽秦晋国王耶律淳，以响应金军。不过，宋徽宗对之前朝散郎宋昭关于金国日后必将败盟的警告仍心有余悸，生怕童贯轻启边衅，弄得两头不讨好，故而在送童贯出征时，特地嘱咐他：“如燕人悦而从之，因复旧疆，策之上也；耶律淳能纳款称藩，策之中也；燕人未即悦服，按兵巡边，全师而还，策之下也。”

    可是，童贯立功心切，对这些叮嘱置若罔闻，到达高阳关后，即张榜向辽人宣示吊民伐罪之意，且告以“若有豪杰能以燕京来献者，即除节度使”，引得耶律淳怒杀前去劝降的宋使。尔后，他又不听西北宿将钟师道的忠告，贸然进兵宋辽边境，招致辽军反击，大败而归。

    不久，耶律淳去世，其妻萧氏于燕京称制。宋少师王黼见机会来了，再命童贯、蔡攸统兵北伐。辽易州守将高凤、涿州守将郭药师等先后降宋。萧后纳表称臣。但童贯、蔡攸贪功，断然拒绝辽人求和，派大将刘延庆率兵攻燕。辽军被迫反击，再度大破宋军。

    两次大败使宋徽宗彻底丧失了自己单独攻占燕云的信心，不得不求助于金人。金人从中看透了宋朝的虚弱，趁机敲竹杠。

    公元1123年，宋朝终于以答应每年给金人百万岁为代价，换回了遭到金兵严重破坏的燕京及其周围六州。宋徽宗本以为形势大定。可对手的贪欲是无止境的。不久，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病逝。其继任者金太宗完颜吴乞买对宋朝的态度转趋强硬。

    公元1125年，金人在俘获辽天祚帝后，立即借口宋朝招纳叛金的原辽平州节度使张觉，出动大军侵宋。此时的宋军经过伐辽大败，士气全无，加上长期以来河北、山西和中原地区战备松弛，除少数将领做了坚决抵抗外，多数部队几乎一触即溃。到公元1126年底，东京失陷。随后，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遭到洗劫。宋朝的徽宗、钦宗二帝及大量皇亲贵胄和平民百姓被驱赶北上。中原人民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

    对于这场灾难，宋徽宗肯定难辞其咎。他在任期间，好大喜功，大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弄得民怨沸腾，国库虚耗，以至宣和以后，河北、山东及江南的农民起义和叛乱彼伏，大大削弱了国防实力。在对辽和对金军事上，他又用人失当。因此，宋军在伐辽与抗金战争中一触即溃不能不说是宋徽宗执政失败造成的恶果。

    不过，也不是所有导致北宋败亡的致命因素，都应有宋徽宗一人独单，北宋面临的很多实际问题不是他的能力可以化解。

    首先，如果不占领燕云地区，宋朝在东京以北就无法找到建立对金防线的有利地形。

    在北宋建国之初，黄河流进中原后，经通利军、澶州、大名府、滨州等境而后入海。受其影响，河北地区水网纵横，限制了辽军骑兵的大规模运动，使以步兵为主的宋军得以在河北地区与辽军长期对峙而不落下风。

    但是，澶渊之盟以后的百余年间，黄河的不断决溢，给河北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致使这一地区的粮食供应长期不能满足当地驻军的需求。为了减轻长途运粮对财政和民力的压力，河北禁军主力长期到粮食比较充足的京东地区就食，在宋辽边境地区仅留很少部队驻守。

    在宋辽和平时期，这样的部署既缓解了河北驻军军费对财政的压力，又减少了双方因误判而造成的边境冲突，保证了边境地区长期的和平和安宁。可也导致了，宋朝的河北边防长期形同虚设，很多重要防御设施年久失修，一旦边界形势发生变化，爆发大规模战争，河北宋军将非常被动。

    不但如此，由于黄河河水中泥沙含量很重，其不断的泛溢和改道使河北原有的塘泊淤积变浅，使河北地区原来的水网失去了之前存在的防御功能。一旦北面的金人灭辽之后对宋朝翻脸，燕京以南几乎是一马平川。宋军根本找不到有利地形，进行有效阻击。特别是冬天黄河封冻时，女真铁骑可以直抵东京城下。后来金兵攻宋时的河北战局，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宋徽宗就算不愿意与辽人撕破脸皮，为了保障辽亡之后东京的安全，也必须夺取燕京及周边地区，从而能够依托燕山一带险要地形，建立对金防线。而辽军在抗金战争中屡战屡败，即便宋徽宗再顾及金人的威胁，也不可能幻想他们能帮宋朝守住北大门了，既然派兵北巡，就必然与辽人发生利益冲突，辽人的态度变化就不是他能掌控的了。

    而童贯个人的贪功行径，只是让双方的矛盾激化得更快更彻底而已。

    其次，宋朝长期以来实行的军事政策，使宋军战斗力低下，不能适应与辽金这样强大的对手作战。

    对于这一点，历代宋史大家的研究成果太多了。

    宋朝长期推行的崇文抑武、守内虚外、限制武将权力等政策确实保证了长期的内部稳定，但对武将的防范和犯忌，却使宋军战斗力低下，弊端丛生。不过，这些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宋朝中后期在对西夏的战争中，朝廷也对既定的军事制度采取了一些调整和折中，大量授予统军大将全权，如李宪、章楶、童贯等人都得到过这样的待遇。西北地区也出现了一些武将世家，“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情况有所转变，西北禁军的战斗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宋神宗以后直到宋徽宗朝，宋军在西北战场上的一系列胜利与这些转变都不无关系。

    然而，宋朝一些长期坚持的行之有效的军事政策却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宽待逃兵的政策就是其中之一。

    宋朝对逃兵的政策是历代最为宽松的。虽然法律条文中对逃兵的处罚非常严苛，但是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却留下诸多后门。政府规定，只要逃兵在规定期限内自首，还可以得到奖赏。到公元1109年，宋朝政府又出台了“招诱逃亡厢、禁军之法”，千方百计地招诱逃兵重新入伍。

    在和平时期，这种优待逃兵的政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一部分军人流落民间，为害社会治安，甚至参加地方叛乱和农民起义。根据历代的经验，有作战丰富经验的军人历来是农民起义和叛乱武装的骨干力量之一。这也是终宋一朝，都没有形成波及全国的农民起义和武装叛乱的重要原因。

    不过，所有政策有其一利，必有一弊。由于宋代普遍实行募兵制，很多人当兵就是为了挣那份军饷。优待逃兵政策又让其中很多人钻了空子。士兵开了小差后，又在规定时间内“自首”回到军营，不仅不会得到应有的惩罚，还有额外的奖励，这就使得军营中开小差成风，军纪荡然无存。

    同时，各级军官利用士兵逃亡的机会吃空饷；各部利用招诱逃兵的政策出高价挖友军的墙角……这些都严重挫伤了宋军的战斗力，败坏了军队风气。

    加之，宋朝长期对农民起义、叛乱武装和落草的盗匪实行招安政策，对接受招安的人给予一定官衔和待遇。其中相当一部分在军队安置，使得宋军中混进了大量不良分子，平时欺压百姓凶狠无比，打起仗来一哄而散，完全不听号令。百姓恨之入骨。有人甚至编了个顺口溜讽刺：“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这样的军队在强大的辽、金军队面前不堪一击也就不足为奇了。

    综上所述，宋徽宗伐辽失败和之后的靖康之难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任何在很长时间内成效显著的好政策脱离了其适用的环境、技术、经济和社会条件，都可能成为毁掉一个领导人、一个王朝、一个帝国的幺蛾子。

    而在宋末，这类政策显现的正反两方面的效果已十分明显，影响也异常深远，宋徽宗及其臣僚很长时间都不大可能解决。

    所以，即便宋徽宗这次应对无误，用人得当，也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

    正如明代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指出的那样，“夹攻也，援辽也，静镇也，三者俱无以自全。盖宋至是而求免于女真也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