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顺治二年。精锐的八旗军，在31岁的豫亲王多铎的率领下，打过长江去，统一全中国。经过惨烈的战斗和更为惨烈的大屠杀之后，大明帝国的故都南京以及整个江南财赋重地，在尸山血海中相继沦陷。

    捷报传来，刚刚定鼎北京不足一年的大清帝国自然一片欢腾。但是，帝国的领导核心、年仅33岁的摄政王多尔衮并不轻松。多尔衮在掌管这个正在迅速扩展的帝国的过程中，尤其是本以为柔弱温顺的江南人，却意外地成为八旗军征战以来遇到的最为勇敢和坚定的抵抗者，令他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枪杆子里可以出政权，但是，光靠枪杆子绝对维持不了政权。朱元璋曾说的“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如同一把诅咒之剑，悬挂在他和满清的头上。为丰厚的战利品和奴隶而欢呼的八旗将士，可以不去思考这些，而他，作为7岁小皇帝顺治的摄政者和这个新帝国的缔造者，却不能不想得更远。

    于是，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血腥“薙发运动”的同时，一场宁静、柔和而浩大的政治改革，在新帝国中开始推行，而这将彻底改变这个帝国的国运。

    向精英开放的政权

    中国的读书人只需要出路、农民只需要活路，出路和活路都有的话，他们并不在乎高高坐在金銮殿上的人是谁。

    新任浙江总督张存仁，原是明朝的宁远副将，随祖大寿降后金(清)，此次随多铎进攻江南，占领江南后，被任命为浙江总督。

    张存仁亲身经历了江南的惨烈战斗，见证了江南人的“玉碎”式抵抗，深有感慨。他给中央上书分析道：抵抗者主要是两种，一是读书人，二是农民，而要应对这两种抵抗者，靠枪杆子绝非最好的办法。张存仁提出了两种“不劳兵之法”，这就是“开科取士”和“薄敛劝农”。他在奏折中说：“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心自息；行镯免薄税敛，则力农者少钱粮之苦，而随逆之心自消。”从这份奏折看，这员背叛大明王朝的将军，有着相当的政治敏锐性，清晰地看到了：中国的读书人只需要出路、农民只需要活路，出路和活路都有的话，他们并不在乎高高坐在金銮殿上的人是谁，“叛逆”者就会少。

    大清帝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时年48岁的内三院大学士范文程，也同时上书指出，只要抓住了士人这一“精英阶层”，就能赢得民心，而抓住精英阶层的办法，就是通过科举，扩展其进入政权、分享政权的途径。

    两位汉臣的建议，被多尔衮欣然采纳。中央随即下达了《科场条例》，明确开科取士的制度。

    这是满清入关以后，面对如斯之大的“天下”，第一次公开招考公务员。一个依然被中原汉人普遍当做外来侵略者的政权，公开地宣示，其各级官员将不仅仅限于由出身内部的“自己人”出任，而可以向全社会的精英分子开放。这无疑表明，执掌这个政权的政治团体，正在试图通过扩大执政基础而获取更高的执政合法性，从“一小撮”的“类兄弟会”团体，扩大为全民接受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参政议政的团体。这当然是一场涉及根本的蜕变。

    中国的读书人终于发现，朝代的更替，并没有断绝他们的出路，“学得文武艺，售予帝王家”，一个买主被消灭了，另一个买主又出现了。

    统一在圣人的旗帜下

    价值观层面上的“儒学化”，促进了政权层面上的“中国化”，为今后接管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

    新帝国在宣布公开招考公务员的同时，也在列祖列宗的旗帜之外，扛起了孔子这面更为伟大的旗帜。

    建议又是出自为新政权效力的汉人。新任山东巡抚方大猷就向中央提出：“开国之初，首宜尊崇先圣。”他相信，通过明确宣告对儒学及孔子的尊重，就能表明执政者接受“普世价值”的决心，从而更多、更早地获取政权的合法性资源。

    摄政王多尔衮又是从善如流。小皇帝顺治在皇极门(今太和门)张设御幄，颁诏天下，“定鼎燕京”的次日，新政权就下旨，封孔子第65代孙孔允植为袭封衍圣公。次年(1645年)，又尊奉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军务倥偬的多尔衮亲诣孔庙致祭。从1645年到1651年，短短6年内，清廷共祭孔14 次，其热情和虔诚，远超之前的历朝历代。

    其实，这种对孔子及“圣教”的主动承认和积极对接，在几乎大多数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都是历史的主流，深刻地验证着元世祖忽必烈的名言：“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元史》)

    满清政权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努尔哈赤，虽然开始接受儒学的部分教义，但对于汉人中的知识分子，他基本上还是抱持蔑视的态度，并认为这些臭老九是造成大明帝国诸多劣政的罪魁。努尔哈赤甚至下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悉诛之”。

    转机开始于第二代领导核心皇太极。令皇太极发生极大变化的，是著名的大凌河之役(1631 年)，在这场战役中，粮尽援绝的明军已经到了“人相食”的地步，却依然 “犹以死守”，这令皇太极大为震撼。他在战后发出的谕旨中，认为这是“读书明理”而带来的战斗力。

    自此，皇太极开始系统地推行儒学的“普世价值”，要让臣民们“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同时，他还下令将《四书》《孝经》等翻译成满文，延聘老师，为自己开办了学习班，日日进讲，于“听政之暇，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

    如此推崇，早已超越了将儒学作为“统战工具”的权宜之计，而是真正接受儒学的价值体系，这对于基本信奉萨满教的女真族来说，无疑是一次宗教、思想乃至政治的大解放运动。价值观层面上的“儒学化”，促进了政权层面上的“中国化”，为今后接管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

    随后，皇太极建立了文馆，命儒臣分别值班，又效法明制，设立吏、礼、户、兵、刑、工六部；随后又将文馆扩大为内三院，职掌制定军国大政、出谋划策和出纳王命等；并推出5场科举，进行“开科取士”的实践尝试……满清终于“渐就中国之制”。

    在关外时期皇太极就已经开始祭孔，但无论规模和规格都很小，亦可算作是祭孔的“实习”。入关之后，面临着新帝国“一统江山”的征战和建设压力，祭孔就具有了更为现实的意义，作为“道统”具体象征的孔庙，则成为满清领导核心最重要的获取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地方。

    入关后的祭孔，中枢并非仅仅派人出席，而是由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皇帝亲临祭祀，这成为此后清代帝王的首要工作之一。到顺治十四年( 1657年)，顺治皇帝将努尔哈赤开创的“进讲”制度化，实行“经筵日讲”。听儒学学者讲解儒家经典，自此成为清代帝王的日常功课。到了康熙朝，更是为帝王祭孔树立了典范，“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仪范”，“朕今亲诣行礼，务极尊崇至圣，异于前代。”

    这种对圣人旗帜的继承和高举，显然要比打倒孔家店、自己另搞一套更为合理和高效。

    顺治皇帝适时推出的改革让一个塞外部落在中原站稳了脚跟。顺治皇帝适时推出的改革让一个塞外部落在中原站稳了脚跟。 有了“主义”的军队

    冷酷残暴的八旗军开始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现，这种政战武器，与八旗军的马刀一样，成为其进军全中国的利器。

    在高举孔子大旗宣示普世价值，推行科举扩大执政基础的同时，入关前后的满清一改当年颁布“七大恨”时对明朝的敌视，而开始全面塑造自己作为明帝国、乃至中原历代“正朔”接班人的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