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作家、革命烈士。提起郁达夫，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他曾是中国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早期发起人，也是一位为抗日救国而殉难的爱国主义作家。这位生于1896年12月7日的浙江历史文化名人，于1945年9月17日因叛徒告密在苏门答腊被日寇残酷杀害了，时年只有49岁。

    如今，在杭州市上城区大学路场官弄63号，有一座中式花园别墅，取名叫“风雨茅庐”，匾额由当时学人马君武所题，这便是郁达夫故居。据有关资料，它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是郁达夫在1933年4月为避国民党的政治迫害，从上海举家移居杭州时购置的寓所。据说，当时鲁迅先生还劝阻过郁达夫呢，并且题有《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这样一首诗：

    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这首诗的一、二句说，古时杭州暴君钱镠虽死犹在，而如伍子胥般正直之士已无处可寻。三、四句说，高飞之雄鹰不应留恋风和日丽、整齐草丛，山坡之上长满花草势必会遮盖住巍峨之山峰，也就是，说杭州平旷的地方是容不下雄鹰的，飘着梅香的小山往往被高山大岭压抑着。五、六句说，报国的岳飞至今还被冷落在坟坛，隐居的林逋也落得一个凄凉结局。七、八句说，面对将让你受上述种种委屈的杭州，还不如搬迁到自由度更为辽阔之土地上，任风波浩荡，去抒发自由之情感。

    这里就有一个疑问，郁达夫当时从大上海搬家到杭州居住，一方面是鲁迅先生极力劝阻，一方面由于当时政治形势所迫，那为什么仍然要选择在杭州安家定居，并且还是举债购地建造房屋做一名“房奴”呢？事实上，当时的郁达夫之所以这样做，从自己身份地位和经济条件综合考量，也是一种迫不得已、无可奈何！

    据建筑专家实测，当时“风雨茅庐”占地面积为1亩8分多，为砖木结构建筑。若按地皮价1000块大洋核算，当时的地价应为每亩556块大洋左右。又据经济史专家考证，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公共租界的地价极其昂贵，每亩的平均地价高达150000块大洋以上。而与地价高昂的公共租界相比，即使是水平偏低达105倍以上的上海华界地价，平均估价也达到了1428块大洋。在整个华界可用地面积64.7万余亩之中，真正的商业区和居住区只占一小部分，大致只有三分之一不到，其余的则几乎全是农地。

    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郁达夫后来在《移家琐记》中这样写道：在一处羁住久了，精神上习惯上，自然会生出许多霉烂的斑点来。更何况洋场米贵，狭巷人多，以我这一个穷汉，夹杂在三百六十万上海市民的中间，非但汽车、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连吸一口新鲜空气，也得走十几里路。移家的心愿，早就有了。

    关于白色恐怖，郁达夫在文中并没有提及，这与他当时的不佳处境有关。他当时身在与国民党右派对立的左派文艺队伍中，他曾撰写文章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1930年春“左联”成立，他是“左联”成立的发起人之一，“左联”与鲁迅结合，也是他作媒介。尽管如此，“左联”成立后，他表示不愿意参与其事，他说自己的个性不适合，更不愿意担空名而不做事，便在“左联”成立不到一个月时宣布退出了。

    1932年11月10日晚，郁达夫在杭州的一间旅舍里，给爱妻王映霞写了一封信，提到重要的投资决策——“弱女子落得卖去，有一千二百元也可以了，最低不得比一千元少。这钱卖了，可以到杭州来买地皮或房子。”后来，郁达夫的确卖掉了他那本著名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的版权，买了这块地皮。 按那时物价，“风雨茅庐”还需4000块造房子。地皮选在一庵堂旁，借债买新房，再靠写文章还债，成为郁达夫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房奴”生活状态。所以，如果此时郁达夫选择在上海做房奴，再怎么精打细算，他都要付出几乎三倍于杭州的置业费用；而且还极有可能买不到一块“熟地”，只能在秧田泥地里进行土地整理。如此看来，在上海做“房奴”成本太高，甚至首付都拿不出来，看来郁达夫选择在杭州购地置业、举债建房，这也是当时文人的一种精明。

    对于郁达夫当年缘何选择在杭州当“房奴”，其爱妻王映霞在上世纪末写的《我和鲁迅先生夫妇》一文中，其实说得更直白、更全面、更客观：

    我和郁达夫结婚后，一直居住于上海赫德路嘉禾里，几年下来，我对大都市的生活有些厌倦。我生于风光明媚的杭州，游子思乡，飞鸿倦旅，而且杭州的生活程度低于上海的二分之一。郁达夫也有类似的想法，他在《移家琐记》中明确写着，此次迁居是为了生活，迫于经济。但在另一方面，也是为逃避白色恐怖，他在《迁杭有感》中有“伤乱久嫌文字狱，偷安新学武陵渔”的诗句。

    至于郁达夫这座故居为什么“风雨茅庐”，事实经过是这样的——郁达夫原来想“以茅草代瓦，以涂泥来作壁”，盖“五间不打不小的平房”，结果却盖成了一个有“高台基石”，分上下两层，包括很多房间，房间“涂上了红漆，嵌上了水泥”的住宅。郁达夫虽然觉得“预先想好的那个风雨茅庐的风雅名字与实际不符”，但还是认为，跟有钱人的房子比，自己这房是“贫民住宅”，仅仅是自己“避风雨的茅庐”，就仍叫它“风雨茅庐”。郁达夫所谓的“避风雨”，是指避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当然，除了“避风雨”，也还有其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