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战诏书上，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不无深情地写道：“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无所。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示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鞑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

    要说慈禧太后对11国宣战是失去全部理性，而仅凭一个受伤女人的歇斯底里置大清帝国安危于不顾，也是低估了这个驰骋于皇宫、游刃于皇权近四十年的女政客。或者说，病急乱投医的慈禧动怒向11国宣战，固然有受骗的一面，但也不是赤膊上阵没有一点筹码。这筹码，就是慈禧太后在御前会议上所强调的“人心”。

    对此，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评判道：“顽固分子以为可以靠民众。利用民众或‘民心’去对外，是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载漪、刚毅、徐桐传统的法宝。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而且，“仅以民心对外人炮火当然是自杀。民心固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么国际关系？主政者应该负责指导舆论。如不指导，或指导不生效，这就是政治家的失败。”

    作为一国的最高领导阶层，从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初，六十余年间，那种天朝上国和老大帝国的思维，并没有因为1860年代的改革开放而有质变，依然看不清天下大势，仍然要继续抱残守缺、故步自封、顽固不化。仅从这一愚蠢至极、不计后果的举动就已见出，大清帝国的气数已尽，确实无可挽回了。

    这里就应该追问一下了：人心、民心何时开始这么重要了呢？那些平素高高在上、大肆搜刮民财、视民众生命为草芥的父母官儿，在无计可施时竟然不但会想到这些平日没有基本人权的“民”，而且还赋予其化腐朽为神奇的魔法力量了，这种老谋深算的险恶用心真是可以作为软实力大力推广了。

    话说回来，大清君臣看重人心、民心，固然有他们的道理，但是这种君臣、士大夫阶级传统的高调和空谈，是否应该不加条件限制地滥用？与肉身无法分离而又缺少现代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的人心、民心，如何去应对现代化军队和器械？

    友邦国家又是如何评价大清帝国的这种所谓民心可恃呢？

    英国驻津领事威妥玛1875年时曾对李鸿章抱怨说：“自咸丰十一年到今，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一岁了。”（《与英国威使晤谈节略》）这话放在25年后再听，依然不过时，而且愈发真切可感了。非洲事务专家、1896年新上任的英国驻清领事窦纳乐爵士曾扬言：“欧洲或任何文明国家的统治者都不会像这些人一样管理国家。将中国看成是一个文明国家实在是大错特错。”1899年2月窦纳乐还说过：“治疗中国这个病夫只有一个办法，得用刀子，其他办法都不能奏效。”雷蒙·道森在《中国变色龙：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中提到，赫尔德（Herder）、黑格尔等也早认为中国陷于“可耻的停滞中”，“是个进行了防腐处理的木乃伊，全身紧裹绸缎，上面绘着象形文字：它的体内循环就像是一只正在冬眠的睡鼠”。可以想见，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看到这样有损民族自尊心的意气话，都不会漠然置之，但真要是摆事实讲道理，至少在虐杀谈判代表和义和团这些问题上自知理亏、无言以对。

    1875年9月19日，《纽约时报》曾刊载过《大清帝国军事资源透析》一文，其中这样写道：“如果清国人自鸣得意地沉醉于他们想象中的军力强盛的话，那么，与其说是似乎，不如说是显而易见，他们就将会越来越骄傲自大，越来越不把外国人放在眼中，进而也就不再理会是否还遵守他们已经签订的条约。这样的话，他们就只有再次遭受外国枪炮的教训。他们将会看到，新装备的这堆玩意儿在英国或法国军舰面前不过是一堆废铜烂铁，而他们那些号称为‘勇士’的乌合之众的军人们，其争强好胜的本领只有在逃跑中才能获得证明。”

    庚子事变中，英国驻清公使窦纳乐在使馆解围后的报告中写道：“所有在北京的欧洲人都没有料到中国政府如此笃信义和团的‘神力’，以为依靠它可以蔑视全世界……也没有人意识到这个政府会发疯，做出任何有正常头脑的人所做不出的事情。”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曾描述过使馆被围后与赫德的第一次会面：“我俩互相端详对方的脸色，都为我们一辈子的工作毫无成就感到脸红。这位把中国海关收入从三百万两银子提高到三千万两的人成了中国人的屠杀对象。而我在华教了三十年的国际法，中国人到头来却对外国使节的生命视如草芥！”稍微具有平常心和人道情怀的中国人，看到这样的字句，谁个能不为之反思呢？

    忽然想起鲁迅先生《沙》这篇短文。其中写道：“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那么，中国就没有沙么？有是有的，但并非小民，而是大小统治者。……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有些人译俄皇为‘沙皇’，移赠此辈，倒是极确切的尊号。财何从来？是从小民身上刮下来的。小民倘能团结，发财就烦难，那么，当然应该想尽方法，使他们变成散沙才好。以沙皇治小民，于是全中国就成为‘一盘散沙’了。”道光、咸丰皇帝以及慈禧太后等高高在上者自然无缘阅读鲁迅的文章，所以也就不会明晓殷海光先生曾讲过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在任何场合中，要人效死奋斗，必须让大家真正感觉有值得牺牲生命来保卫的东西——珍贵理想或历史文化。”也正是因为不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大清帝国的统治者无论怎样集中权力、励精图治，终究不能挽救大厦将倾、帝国崩盘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