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中小学教师属于一般知识分子，又称为中小知识分子。他们与大知识分子相比，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稍逊一筹，工资待遇上更相去甚远。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时候，初出茅庐的中小知识分子不仅不能获得优厚的薪水待遇，甚至想领一张长期饭票，都是不容易的。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全国公办学校共五万多所，学生达到450万人。相比九年前，学生人数增长三倍。国内院校毕业生越来越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还有大量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正苦苦追寻着国内的就业机会。因此，中国城市社会聚集了一大批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前途渺茫的年轻人们。当时的毕业生，比较理想的工作出路有三条：当教师、做政府公务员、去文化出版机构做个编辑。在校园里谋一份教职是相对体面而且安稳的工作。因此，许多毕业生和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们，走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

    1909年，80后青年（1880后）鲁迅从日本留学归国。这一年的鲁迅已经28岁了，海外留学经历使他能够获得一份省会城市的体面工作：当老师，领一份不高不低的工资。这年的夏天，他在杭州的一所师范学校做起了化学和生物课老师。那时候还没有“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社会条件，他不能依靠给学生办理化生辅导班挣外快，为了养家糊口，他在业余兼职为一个日本教员做植物学翻译。

    当鲁迅在省会城市苦苦打拼时，90后少年（1890后）叶圣陶正在草桥中学读书。两年以后，年轻的叶圣陶进入一所乡镇小学工作，职务是语文老师。谁也没有想到，这位乡村小学教师，后来成长为著名作家、教育家。

    和叶圣陶同样是90后的一大帮文学青年，此时都正“蛰伏”在中小学老师的岗位上，命运之手尚未向他们伸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让我们从历史的高度去俯瞰他们的人生轨迹，你会发现：一个名叫舒庆春的文学青年，在去英国留学之前，正在南开中学担任中学老师，他以后的笔名是震动中外文坛的“老舍”。此时还在县立小学当着历史和地理老师的胡琴斋，不久之后又转到私立小学，因受不了同事排挤和家里催婚，他改行从军，日后竟然成为手握几十万重兵、指挥几个兵团的二级上将，他就是号称“天子门生第一人”的胡宗南。比他们年纪都要小很多的万家宝，在1933年的秋天应聘到保定明德中学担任英语教师，他后来的笔名叫曹禺。刚刚步入职场的他们，暂时看不出会有什么光彩的将来。

    工资

    没钱，没地位，未来是个未知数，这种迷茫和失落感，相信刚刚工作的同事们都有感触。鲁迅在杭州工作一年以后，卷起铺盖卷儿，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辞职，到绍兴中学堂（即今天的绍兴市第一中学）去做教务长。在当时，一所中学的专任教师月薪大概在70元至100元（兼职老师每小时薪水4到8元），而教务长的工资是80至90元。中学老师的月收入和师范学校教职员差不多。那么，鲁迅的工作收入在当时是什么水平呢？

    据圣约翰大学学生在1917年所做的调查，“工人支持五口之家月须15元”。到了20年代末，上海产业工人中的男工月工资一般为15.8元、女工月工资一般为12.5元；此外还有奖金、津贴等附加收入。一个双职工家庭，月工资收入一般在28至32元左右，足以养活一家五口人。以城市工人的生活收入来看，鲁迅的薪水在当时并不低。但是，他必须要在养活自己的前提下继续供养老家的生活以及支付弟弟的费用，这使得他必须努力挣钱才能勉强维持一个大家庭的基本体面。

    和鲁迅比起来，小学老师们的工资相对低微。他们的工资大概只有中学老师的一半。在不同城市、不同学校，老师们的收入还有很大差距。在一线城市，以北京为例，小学老师的月薪是38到50元。这份收入也还是不错的，而且，当时北京的房价很低，一个小学老师拿出两年的工资就能买下“西三条四合院那样的房子”，如果租房的话，一套四室的房子，月租金平均是6元。要是租一个单间就更便宜了，十几到二十几斤大米就行。

    不过，在二三线城市及偏远地区，老师的工资就低很多。以河北省为例，高等小学教员的月薪平均20元，初等小学教员月薪平均13元，而乡村小学教员，每月不过四五元而已。甚至有些乡村小学教师，一年工资只有120吊京钱，被舆论认为“素称寒苦”。叶圣陶当时的待遇，就属于这个行列。在《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中，有一篇专门针对小学老师的问卷调查。其中选择“不满足现状”的72位小学老师，其原因主要是“不满足于薪水”。

    白天与夜晚

    如果满足于安心做中小学教师，无声无息地躲在安全的角落里做稻粱谋，其实完全能够生活下去。但是这种人太多了，命运多半不会有兴趣青睐他。有些人自然不会满足于现状，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标。在下课后，忙完工作之余，他们默默地开始了自己的计划，或者笔耕不辍给媒体供稿，或者自己做研究做实验、或者充电学习。

    在一次对民国小学老师的问卷调查中，86位老师中，有13人的目标是想“升学或求学”，这是所有目标选项中选择人数最多的。还有想要改行经商的，共有8人，从事实业的有6人。此外，其他人目的各不相同，竟然还有两人“意欲谋点大事”。不知道这两位老师最后的愿望达成了没有。

    中小学教师的工作辛苦，想要在业余发展个人追求是不容易的。仅就上课一项而言，那86位接受调查的小学教师，平均每人每周的上课时间是21小时50分钟，最少的人是6小时，最多的每周要上34小时。不少教师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下课时陪小学生玩耍几分钟。在这样繁忙的工作中，个人能够支配的时间是不多的。

    不过，谁年轻时不是忙过来的呢？重要的是不能停下学习的脚步。一个人最重要是时间是下班后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才是真正属于他自己支配的。已经工作的人，他找的工作未必和所学的专业对口；即便对口，也未必是他喜欢的工作。他真正的兴趣和追求，往往要通过下班以后的时间实现。胡适在给全国大学应届毕业生写的毕业赠言中也说过，“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看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在业余时间做的事业往往比他的职业更重要。”

    有人说，当了老师以后，又要教课、备课、批改作业，生活问题急需解决，哪有工夫去读书？就算我下班后立志在家做学问，但是我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有条件做学问？对于这个问题，胡适也解答过，他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撙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因此，在中学教书时的老舍，默默地开始给校刊投稿，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小铃儿》，而他在学校当老师的经历，也为以后创作《老张的哲学》、《牛天赐传》等作品提供了素材。北漂最初几年的鲁迅，正潜心做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后来在老同学钱玄同的邀请下，鲁迅为《新青年》杂志写了一篇稿件，这就是《狂人日记》。工作时的沉潜，是为以后的升华打下基础，此时，请千万别忘了叶圣陶那句名言：“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没有一个地方是荒凉地带！”

    时机

    出来混，谁还没失败过？谁没被排挤过呢？鲁迅描述自己当时的四处碰壁，在连续失去两份工作后，“第三年又走出，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

    比鲁迅更惨的是毕业后的叶圣陶，在乡镇小学工作了三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最终却被排挤出校，失业后的他处境尴尬。胡宗南因为与同校老师竞争校长职位失败，父亲又硬逼他与不相爱的女子结婚，面对工作和婚姻的双重不幸，他一怒之下离家出走。

    被学校排挤、求职被拒绝，此时的他们都走进了人生的低谷。但是，强者们不会像一些懦弱无刚的人那样自怨自艾、垂头丧气，而是更加努力地寻求属于自己的舞台。因为他们明白：时机有两种，一种是被动获得的，一种是主动抓取的。被动获得的时机往往是以痛苦的形式展现出来。虽然城市书店里少了一个编译员、偏远农村里少了一个教师，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多了两名巨匠。失去小学校长职务的胡宗南，后来反而成了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一员大将。可能这些就是命运的刻意安排。当某些人已经具备足够发生质变的条件时，命运适时给予一次尖锐的刺激，迫使他们更快地转上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在一次次波谲云诡的政治变动中，小知识分子们不能像大知识分子一样左右社会舆论或者在政坛上崭露头角，他们有时也会跟随大人物摇旗呐喊，但更多时间是扮演吃瓜群众的角色。在这种形势下，旁观者就要学会主动抓取时机。正确判断局势发展是知识分子必备的素质。时机决定命运，当时机到来时，心明眼亮的人才能看清楚它在哪里。鲁迅在善于审时度势这一点上堪称杰出，因此辛亥革命发生后，早已心向革命的他在绍兴光复后“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鲁迅此后的人生走入另一个阶段——“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后来又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胡适20岁的时候在华童公学当老师，教授初等英文，又教过几个月的语文课。当他听说美国将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后，他立即抓住机会，以胡适的名字报考庚子赔款留学生。经过紧张的复习备考，最终漂洋过海到美国，于当年9月入读康奈尔大学。从此胡适的人生也发生了变化。

    人生的道路充满千变万化，谁的命运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就在平庸的人裹足不前的时候，胸怀志向而准备充分的化学老师鲁迅、语文老师老舍、叶圣陶、英语老师胡适、曹禺，正慢慢铺开他们的人生画卷。他们的名字终将载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