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编辑出版史上，影响图书出版事业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有一些因素至关重要。隋唐五代时期，科举制度的诞生成为这一时期图书出版事业飞速发展的重要动因。科举文化对于隋唐五代的图书类型、图书复制技术、图书贸易都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形成了这一时期极富特色的图书出版景观。

    一、科举考试类图书大量涌现

    科举制度首创于隋朝大业年间，唐沿隋制。科举制度的确立，使得大批身处乡野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读书仕进的希望，读书考试逐渐成为一种时代风尚。要读书考试，必须有书可读。隋唐五代时期，社会对图书的需要是一种巨大的出版动力，于是，与科举有关的图书应运而生。根据不同的考试内容，考试用书一般可分为以下几类：

    1.童蒙读物 主要指初入学的儿童读物，包括小学、字书、韵书和“兔园策”之类。

    首先，识字类图书。小学、字书和韵书属于识字类初级图书，主要是帮助入学儿童识字、识音。早在唐代，这类图书就被大量刻印。

    其次，“兔园策”。它是指按照考试科目而设计的一种模拟试题图书，相当于今天的模拟考试卷。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四《考史》记载：“《兔园策府》三十卷，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李恽是唐太宗的儿子，“仿应科目策”就是模仿科举考试的形式，设计模拟试题对学生进行考试训练，这也许是“中国式模拟考试”的最早记录。据称杜嗣先的《兔园策府》残卷还在敦煌经卷中发现过。五代以后，“兔园策”在乡村私塾教学中普遍使用，甚至到了家藏一本的程度。可见，“兔园策”之类的童蒙考试图书在初唐至五代已相当普及。

    2.儒家经典 唐代的科举考试有明经一科，明经科的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即所谓“帖经”，儒经的熟悉与否是能否高中进士的关键，因此，儒家经典是当时知识分子必备的指南类考试图书。

    在唐代，常考的儒经有九部：《易经》、《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其中，依据文字多少把《礼记》、《春秋左氏传》称为大经；把《诗经》、《周礼》、《仪礼》称为中经；把《易经》、《尚书》、《公羊传》、《谷梁传》称为小经。而且，根据考生报考的内容，明经科又可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等科目。

    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隋唐以来，政府对儒经编辑校勘发行等工作尤为重视，据《旧唐书·儒学传》记载：唐太宗继位后，“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颜师古、孔颖达考定的《五经定本》由朝廷颁布天下，成为书生们考试的通行读本。到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五经正义》被作为每年明经科考试的惟一标准文本，考试范围、考试标准皆以此为蓝本。可见，儒家经典在唐代的大量出版发行是与科举制度有直接关系的。

    五代时期，沿袭唐制，尽管社会动荡，朝代更迭频繁，但是科举制度并未中断。因此，儒家经典的发行仍然没有停止，其中，“冯道雕印儒经”就是中国出版史上最为著名的事件之一。冯道为后唐宰相，后唐长兴三年（932年），他奏请皇帝刊印儒经。五代国子监从公元932年到953年，花了22年的时间雕印出9部儒家经典。［1］五代时冯道主持雕印的儒经是中国印刷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我国官刻图书的开始。同时，也明确规定了五代科举考试的应试范围和评价标准。

    3.文学作品 科举制度在客观上刺激了儒家经典和童蒙读物的大量出现，同时，也使得诗歌、散文和传奇小说等文学作品空前繁荣。

    首先，唐人诗集大量出现。“唐诗别集的繁荣与唐代科举制度有关”。［2］据明朝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统计：唐诗别集总数有691家、共8000余卷。唐代可考诗文作者6500人，不少人生前就有诗集问世。这些诗人别集的问世与唐代科举有直接关系，可以说是科举文化培育了诗人，使得大量的唐人诗集问世。唐代科举文化对于唐代诗集的大量出版有直接意义。

    其次，散文作品不断涌现。散文创作是唐代文人展示文学才华的又一重要手段。唐人文集流传至今的仍有240多种，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柳宗元、李观、欧阳詹、张籍、李翱、李汉、皇甫湜、沈亚之、孙樵等，他们在参加科举考试过程中，都曾创作过许多精品散文。唐代文集的大量出现也是在科举考试刺激下产生的，与科举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再次，唐传奇小说渐多起来。中唐以后，唐传奇小说开始问世，也与科举考试有关，鲁迅先生对此有过精辟论述：“诗文既滥，人不欲观，有的就用传奇文，来希图一新耳目，获得特效了，于是那时的传奇文，也就和‘敲门砖’很有关系。”［3］在唐代，知识分子为了尽快考中进士，开始用诗歌、散文进行创作，后来用的太多了，人们觉得不新鲜，于是就用传奇文——小说来写作，反而一新耳目，获得了特殊的效果。据冯沅君先生统计：现存唐传奇约60种，有姓名可考的作者48人。“唐传奇的杰作与杂俎中的知名者多出进士之手”。［4］优秀的传奇小说能够体现作者的史才、史笔和写作水平，更能博得公卿大僚的青睐和推荐，这是中唐以后唐传奇出版物大量涌现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因科举考试而创作和出版的小说作品，是科举文化兴盛发达的直接结果。

    总之，科举文化的出现是隋唐五代图书事业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这一时期图书事业的发展。

    二、科举文化是刺激雕版印刷术发明的重要因素

    一般认为，雕版印刷术产生于我国唐代。决定该项技术发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唐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文化发达的时代背景以及造纸术、摹拓术和制墨术的日臻成熟。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大众对各种图书的大量需求，这种需求成为雕版印刷技术发明的内在动力。在唐代，社会上需求量最大的图书主要有三类，即佛经、历书和科举应试图书。它们是刺激图书复制技术产生质的飞跃的根本动因。

    第一类，佛教经书的大量需求。整个唐代，佛教发达，佛事兴隆，僧尼众多。正像杜牧所抒：“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为满足僧尼读经诵经的需要，朝廷建立了译经场，大量翻译佛教经典。以著名高僧玄奘为例，他翻译佛教著作经、律、论75部、1335卷，总计1300多万字。由于一部经典往往需要重复抄录成千上万卷，费时费工，还容易出错，因此，在古代印章术和拓印术的启发下，人们产生了雕版复印的创意。

    第二类，广泛需求的历书。古代历书是广大农民进行农耕生产的主要工具，农业生产要遵时令守季节，必然离不开准确、科学的古代历书。同时，我国古代特别重视民间节日，春节、清明、端午、七巧、中秋、重阳等等节日都必须依时进行，因此，历书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的抄传方法已经无法满足广大百姓的实际需要，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型高效的图书复制技术，来解决历书高速度、大数量出版的问题。

    第三类，大量需求的科举应试图书。前文已述，与科举有关的图书相当广泛，包括童蒙读物、儒家经典和大量的与科举有关的文学作品。

    在唐代，童蒙读物由于数量巨大而且需要及时，一般的手抄已经不能满足读书人的需要，这在客观上需要一种新的图书复制技术来代替传统的抄传方式。

    隋唐时期，作为官学的儒家经典，主要的复制方法仍然以手抄为主，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唐代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但被视为奇巧淫技，为朝廷、政府所不齿。另一方面，由于人们习惯于手抄儒经的传统方法，一时难以改弦易辙。直到五代以后，冯道等人才开始大规模雕印儒经，开官刻儒经之先河。科举考试，儒家经典书籍的大量需求，促使人们思考改进或发明新的图书复制技术。

    科举文化，特别是以诗文取士的考试制度，刺激了文学作品的大量产生，促使唐代诗人辈出，诗、文、传奇日趋繁荣。如诗仙李白，特别是元稹、白居易的诗，更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当时就有他们的出版物问世，在民间乃至国外广泛传播。从晚唐大量文学作品的雕印品问世，就可以窥见这一时期科举考试对于雕版技术发明的积极意义。简言之，科举用书的大量需求是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的重要内因之一。

    三、科举文化促进图书贸易的发展

    隋唐五代的图书贸易十分发达，尤其是唐代更为突出。这一时期图书的形制主要有手抄卷轴和印刷本两种类型。进行贸易的图书品种较为广泛，其中主要有：历书、日用杂书和与科举考试有关的书籍。当然，最富特色的图书贸易是科举考试类出版物的大量出现和快速发展。科举类图书贸易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字书、小学、韵书类。现知最重要的印刷字书、小学图书贸易是晚唐中书舍人柳仳《家训序》中的记载：“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尝在蜀时，书肆中阅印板小学”。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经说篇》亦云：“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书、小学。”另据宋《宣和书谱·正书》记载：唐末女子吴彩鸾“以小楷书《唐韵》，一部市五千钱，为糊口计”。足见字书、小学、韵书这类科举考试的初级读物，在当时图书市场——书肆是常见的买卖品。它们是学习文化、写诗作文的基础读物，也是所有考进士的士人必备的工具书，也是当时的畅销图书，否则吴彩鸾是不会选择这类图书来手抄出卖糊口的。

    第二，文学类图书贸易十分发达。隋唐五代文学图书市场的繁荣，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崇尚文学的时代风气外，与科举考试重视文词有直接关系。知识分子为了提高文学素养，写出第一流的诗文作品，以便尽快考中进士，他们自然去购买当时文坛久负盛名的文人墨客的作品，学习模仿，因此，形成图书市场上文学作品贸易十分发达的局面。如元稹在为白居易的《长庆集》作序时写到：“二十年间，……（白居易的作品）缮写模勒，炫卖于市，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还说：“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由此可见当时优秀文学图书贸易盛况之一斑。

    第三，儒家图书贸易也日渐繁荣。在唐代，雕版印刷术刚刚兴起，还未能真正用于儒家经典的印刷上。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所需的儒家图书主要有两种来源：其一，自己手抄。如《旧唐书·柳公绰传》记载：柳仲郢曾手抄儒家《九经》等多部经史著作，汇成一部30卷的类书，称之曰《柳氏自备》。其二，雇人佣书。佣书，即帮人抄书，是一种职业。在唐代，佣书是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如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一云：“西舍有贫者，匹夫配匹妇。布裙行赁舂，短褐做佣书；以此求口食，一饱欣有余。”白居易诗中描写了一位依靠抄书为生的贫者形象。再如，上文所提到的唐末女子吴彩鸾也是以佣书为生的。

    五代时期，儒家经书开始大规模印刷，官、私印本儒家经典已经成为图书贸易的主要形式，尤其是国子监本儒经的印刷买卖，标志着儒家经典正式进入印本书贸易领域，使得大批参加科举考试的知识分子把购书的目光转移到印本书市场上来，从而进一步刺激了科举类印本书贸易的繁荣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