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与请示是政府机构工作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文体，记得刚入道时有前辈指点，报告是用于“向上级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提出建议”；而请示则侧重于“向上级请求指示、批准”。通常情况下，这两种公文的写作并不复杂，只要言简意赅把事情陈述清楚，行文规范，重点突出，附上本部门的倾向性意见，就可以交差啦。一份有水平的报告不仅要有对当下政策形势的透彻了解，还需深厚的文字功底与独到的思维态势，善于审时度势揣摩上级意图，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让事情得以圆满解决。在这方面，文章太守苏东坡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北宋元佑年间，苏东坡在杭州任太守。这个关心民间疾苦的好官不仅在杭城建起了中国最早的孤儿院和公立医院，还设法疏浚了直接影响全城百姓生活、生产的西湖，造福于子孙后代。多年的京官生涯使苏东坡对朝廷的运行模式了如指掌，清楚如果按部就班，照实上奏要求的话，绝不可能得到麻木不仁高层的关注。他知道眼下宫中说话最管用的是太后，因此煞费苦心给太后打了个专题报告，报告中列举了疏浚西湖刻不容缓的五大理由，将“怕西湖淤塞，鱼儿遭殃”放在了首位。乍一看似乎有点本末倒置，你不说疏浚西湖能改善城市供水，提高灌溉农田，防洪防涝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理由，而是一味强调“怕西湖淤塞，鱼儿遭殃”的细枝末节，难道苏学士也一时糊涂了？然而，若换个角度思考，顿时豁然开朗，这不正是苏学士政治上成熟，策略上的狡黠之处吗。他知道有点权势又有点钱财的女人，通常都喜欢吃斋念经，多愁善感，慈悲为怀，最喜欢表现自已的博爱之心。太后是女人，同时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她能眼看偌大的西湖淤塞干涸，成千上万条鲜活的生命就此终结吗？苏东坡也信佛，但他探讨的是佛学里闪耀的人性关怀、人生哲学，动辄“把酒问青天”，至于对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之类的鬼话，他老人家未必真信。不过只要太后相信，就该堂而皇之地将它列在第一位。

    接下来的理由是西湖水的清浊关系到杭州及周边城市的酿酒质量好坏。这条也切中要害，因为酒税是宋朝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能不能如愿以偿征收到酒税，关系到朝廷上下大小官吏的俸禄稳定和财政收益的稳步增长，各级官员都极其敏感，放在第二条足以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从形而上的拯救生灵到形而下的财政收入，有了这两条理由垫底，能够打动垂帘听政的太后和主管经济的首辅大人了。接下来才是城市供水、农田灌溉、调配大运河水系等理由。这份请示报告送到京城，太后读后感动得泪花流，马上批示同意，让小皇上速拨库银17000贯。苏东坡一算钱还不够，他瞄准达官贵人普遍渴望“来世有好报”的心态，借太后懿旨的东风打个擦边球，又有偿拍卖了100道僧尼度牒，得钱17000贯。苏东坡用这两笔款子有效地疏浚了淤积数百年的西湖外，还有结余修筑了一条漂亮的长堤，这道至今犹在的苏堤是对他老人家勤政爱民的最好纪念。

    清中兴名臣曾国藩也是写奏折的高手。当年，他训练出来的乡勇与太平军战于湘江、靖港，连吃败仗，幕僚拟就的奏折是“屡战屡败”，曾大帅妙笔生花微调成“屡败屡战”，这样一来境界就迥然不同，成为逆境中崛起的励志范本。曾国藩的类似杰作还不少，如咸丰十年，他刚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将湘军大营扎在四面环山的安徽祁门。太平天国名将李世贤率兵围攻，曾国藩外无精锐救兵，内无可据险死守的地利，唯盼在皖赣交界处游击的鲍超部队南下救援。谁料英法联军就在此时进攻京城，咸丰帝急命鲍超率三千精兵北上“勤王”。曾国藩面对这道荒诞无稽的圣旨哭笑不得，英法联军距北京不到百里，而鲍超距京五千里，即便不眠不休，日夜兼程，靠两条腿三个月后才能赶到，届时京城早就给洋人占了，难道指望这三千疲惫之师收复王城吗？不过曾国藩的脑子非常人可比，他马上回奏道：自已接旨后“且愧且愤，涕零如雨”，鲍超率兵勤王固然远水救不了近火，但是“此次北行，专言君臣之大义”，重要的是表明心迹，故建议勤王之师由他本人亲率，倾巢出动，以解大难。咸丰见到这八百里加急妙文，心下自有几分明白，不再指望勤王精兵了，御驾去热河“扫墓”。既然不必北上勤王，鲍超的精锐部队便以生死时速赶到祁门，救出了连遗嘱都留好的曾大帅。以荒唐的奏折回应荒诞的圣旨，曾国藩的超现实主义手法也可算请示报告中的奇葩，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清中兴名臣胡林翼说过，时人中写奏折的高手不过三人，分别是曾国藩、左宗棠和自己。其实李合肥（鸿章）写奏折的水平绝不亚于三位湖南佬，只不过出道晚点罢了。咸丰二年，李鸿章在翰林院任职，清闲无事，成天泡在琉璃厂搜旧书玩古董消磨时光。一日在荣宝斋邂逅同乡，同乡说：“咱老家都快沦陷了，你还不想办法给朝廷递个折子，请万岁爷调派兵将去拯救桑梓！”李鸿章一经点醒，掉头直奔安徽老乡、时任工部侍郎的吕贤基府上，建议他出面奏请皇上救助家乡。吕贤基听了十分赞同，说我事多这个奏折还是你起草，我署名。李鸿章回家后“翻检书籍，审察形势，惨澹经营”，花了一整天，写出一篇慷慨悲壮的奏折，送到吕府回来后倒头便睡。一直到次日下午才起床，稍事梳洗，即直奔吕府，打听此折的批谕。刚到吕府门口，就闻院内“合家哭声，如有丧者”，心中咯噔一下，难道吕大人他……还未跨上台阶,吕贤基已“自内跳出”，满脸泪痕，放声悲号:“少荃，你害死我了!”李一愣，难道奏折惹祸了？正欲问个究竟，吕贤基已紧紧抓住他的手说：“皇上说这折子写得好，写得真好啊！龙颜大悦，万岁爷要重用我，他，他，他钦点我回乡杀敌啊!”李鸿章这下全明白了，正因为他在奏折中慷慨陈辞，悲壮激昂，在皇上眼里则成了臣子甘愿为君分忧，主动请缨杀敌报效桑梓的请战书，岂有不照准之理？然而这实非他本意啊。如今圣旨都下了，木已成舟，难以挽回，他一时不知如何表示——恭喜？鼓励？还是宽慰？吕贤基自顾自地念叨：“皇上圣明，俺有点想不通。贤基只是个读书人，哪里懂练兵打仗这一套。事儿都是少荃你惹出来的，无论如何也得陪哥走一遭，反正我已请准圣上口谕：准调你同行！”这下轮到李鸿章哭笑不得：“哥哎，你真的害死我了！”

    8个月后，他们的团练在舒城被太平军围困，失败是不可避免。李鸿章借口父亲病重，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投奔到父亲同年曾大帅门下；吕贤基独力支撑，城破被杀，据说检点遗体时发现他怀里还揣着那本奏折的底稿。

    而若按含金量来论，非潘祖荫保举左宗棠的那道奏折莫属了。一篇477个字的奏折得“稿酬”白银3000两，外加一只西周大盂鼎，这可是价值一亿美元以上的国宝级重器，你说算得上天价文章吗？

    咸丰年间，左宗棠是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的头牌师爷，骆秉章事无巨细都托付给他办理。永州总兵樊燮因贪污腐化到省里接受“双规”，接受左师爷调查时拱手为礼，左却非让他跪拜不可。总兵是朝廷二品武官，师爷则属体制外招聘的临时工，樊燮拒绝下跪，左宗棠勃然大怒骂道：“王八蛋，滚出去！”樊燮的后台是湖广总督官文，他支持樊上诉，向朝廷检举左宗棠是“著名劣幕”。咸丰御批：如参案属实，可将左某“就地正法”。幸亏有胡林翼、曾国藩、郭嵩焘等湖南大佬出手相救，为了避免同乡勾结的嫌疑，郭嵩焘找到与左素不相识的苏州人潘祖荫出面上书。工部尚书潘祖荫是咸丰二年的探花，笔头特灵光，他保举左宗棠的奏折中有两句写得特精彩：“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脍炙人口，掷地有声，连咸丰帝读后都拍案叫好，龙颜大悦，左师爷也因此化险为夷。从此，朝中少一名才华出众的金牌师爷，多一个出将入相的功勋名臣。原告樊燮则罢官遣乡，永不叙用。十年后，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上，以700两银子购得大盂鼎转赠给酷爱收藏的潘祖荫，算是报答他当年上折保举的大恩。其实当年早有人替他报答过了，据说当年郭嵩焘委托潘祖荫上奏，除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外，“劳务费”也是必不可少的，那3000两银票还是湖北巡抚胡林翼掏的。面对静静伫立在历史博物馆里的大盂鼎，重读潘祖荫的奏折，亦觉满纸都是“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材”的赤诚。

    再说一个发生在本地区的报告高手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未，历时9年，全长103公里的湖州到海盐公路终于贯通了。因定级为乡镇公路，经费不足，路狭桥窄，弯多车慢，很快就难以适应沿线乡镇飞速发展的经济形势。市、区政府多次向省里打报告，要求扩建改造这条公路，奈何一直未能纳入规划。九十年代后期，随着苏联的解体，当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内幕逐渐浮出水面，那触目惊心的死亡人数，影响久远的核辐射污染令世人震惊不已。某秀才慧眼独具看到了其中的机遇，根据他的建议再向省里打报告，从全新的角度着眼，以切尔诺贝利事故为前车之鉴，提议应未雨绸缪，位于海盐的秦山核电站目前唯一的快速疏散通道——湖盐公路拓展工程迫在眉睫。结果上面很快就批准改造计划，一条双向三车道的高等级公路出现在我们面前，成为当地经济腾飞的大动脉。由此可见，世上诸事只有拓宽思路，换位思考，审时度势，抓住机遇，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直立的人，习惯一套直线的思维方式。而现实生活中却往往直线不多，曲线不少，直线思维的脑壳时常会撞得头破血流。因此，能够正着、倒着、反着、绕着，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看世界的，才算得上睿智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