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指与“正言”(雅言)相对的“五方之音”，也称“方语”、“俗语”、“乡音”或“乡谈”等，是共同语的地域分支。古籍当中很早就记载了方言的存在。《礼记·王制》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这道出了方言的空间性。东汉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说“经传之文，圣贤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这道出了方言有历时的变化，又有共时的差异。西汉杨雄的《方言》是我国第一部记录方言的专著，他称的“方言”是跟“通语”相对而言的，其著作中“通语”指不受方言区域限制的词汇，“方言”则是有地域性的称谓。

    方言作为历史的化石，既能存古，又能征古，折射社会演变、发展的方方面面。明代学者杨慎在其《丹铅续录》卷三“阿堵”条下云：“凡观一代书，须晓一代语：观一方书，须通一方之言，不尔不得也。”近代学者章太炎先生也曾强调其价值“宝贵过于天球九鼎”[2]。西北学人也很重视方言的价值。民国后期，陕西关中范紫东先生在其《关西方言钩沉》卷二中说：“凡研究古音，不能不通关西语。”卷四中又云：“关西语音，多能为古音之证。研究古音学者，不可不知也。”他认为关西是“语音策源地”，“多能为古音之证”。只有通关西语，才能研究古音，将方言作为研究古音的重要凭据。

    清代及民国期间，专门研究甘肃方言的专著，有清代后期张澍的《秦音》，民国中前期李鼎超的《陇右方言》、民国后期李恭的《陇右方言发微》、慕寿祺的《甘宁青恒言录》四种。

    一 张澍的《秦音》

    张澍，字介侯，甘肃武威县人。嘉庆己未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历任贵州玉屏、四川屏山、江西永新、陕西武功等县知县。张澍博学强记，精考据，有《续黔书》、《二酉堂丛书》、《姓氏寻源录》、《辨误》、《说文引经考证》、《秦音》等二十多种书刊行于世。《秦音》，见于《明清未刊稿汇编初辑》中，屈万里、刘兆佑主编之《张介侯所著书》第十七册。另，南京图书馆藏有清末《秦音》之影印本。

    《秦音》体例是先举“初见”之书，再记方言条目及含义，大多加“桉”(即“按语”)，比较与他书所记之异同。例如：

    《说文》：秦人谓相谒而食麦日。桉：《方言》注：今关西人呼食欲饱日。

    徐锴《说文系传》云：相谒相见后设麦饭以为常礼，犹今人相见饮茶也。

    《通俗文》：矜求，谓之歧蛛也，关西呼蛛溲为蚊蛛。桉：《声类》云：多足虫也。

    《秦音》共计8500余字，词条342条。涉及专著53部/册，其中语言文字类著作13部。这些著作是：《说文》42条、《方言》165条、《尔雅》注12条、《释名》3条、《广韵》4条、《广雅》3条、《纂文》4条，《字林》2条、《仓颉篇》2条。只引用l条的有《集韵》等四种著作，这里从略。涉及史书及相关注疏10余部，包括《汉书》注17条、《史记》注5条、《吕氏春秋》注3条、其余各书录1--2条不等。书的最后部分辑录了陕西《临潼县志》、《延绥县志》等志书中的方言词语。

    《秦音》是迄今所见甘肃学者的第一本方言专著，开了研究甘肃方言的先河。但据笔者研究，《秦音》的价值似可大打折扣。张澍云：“予于长夏无事，刺取群书，为秦陇人口吻者札记之，为一编目，日‘秦音”’(见《小序》)，事实并非如此。笔者认为，张澍的《秦音》基本上是在别人辑录之基础上作了部分修订，增加了少许条目，其大多数并非原创。刘于义修、沈青崖纂的《陕西通志》当是《秦音》之蓝本。《陕西通志》是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刊本，而《秦音》是道光期间的抄本，早了100余年。《秦音》从《方言》中辑录的语词，实际是《陕西通志》从《方言》中辑录的。只有几处胪列词语的顺序不一样，如在“擢，拔也，自关而西或日拔，或日擢。”及“沓，及也，关之东西日沓，或曰及。”两条之间，《秦音》将《陕西通志·方言》列在稍后的34条词语加了进来，其余语词及胪列顺序基本一致。我们认为并非张澍的辑录与《陕西通志》的《方言》巧合。因为张澍尝修屏山、大足、泸溪各县志，《陕西通志》是全国通志的范本，张澍不可能没见到。本书辑录了《临潼县志》、《延绥县志》等志书中的方言，并注明来自《临潼县志》和《延绥县志》，而这正是《陕西通志·方言》的最后部分，足以说明《秦音》与雍正本《陕西通志》的渊源关系。

    二 李鼎超的《陇右方言》

    李鼎超，字酝班，甘肃武威人，生于1894年，卒于1931年，早年在山东求学时，对中西学问皆有涉猎，20岁开始专注于国学研究，于辞章之学、义理之学、考据之学无所不观，尤长于文字学。曾任甘肃省通志局分纂、兰州中山大学讲师等。1921年，李鼎超受父托，编纂《武威县志》，先后编成《人物志》、《艺文志》、《金石志》、《方言志》，先生对《方言志》用力尤勤，先后花费10年时间方编纂完成，后更名为《陇右方言》。《陇右方言》之抄稿曾得到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的称赏。1988年，《陇右方言》由其胞弟李鼎文教授校点，作为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编“陇右文献丛书”之一，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陇右方言》一书保存了大量的甘肃方言尤其是武威方言资料，对该地区的方言词语进行了全面、科学的描述解释，对陇右地区方言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陇右方言》约十余万字。该书分释词(第一)、释言(第二)、释亲属(第三)、释形体(第四)、释器(第五)、释宫(第六)、释天(第七)、释地(第八)、释动物(第九)、释植物(第十)十部分，体例一依章太炎的《新方言》。

    《陇右方言》描述方言词语的体例大致有两种：一是先列书证及词条，再描述相应的方言说法：二是先记录方言说法，再列举书证。前者如：

    《庄子-列御寇篇》：“祗三年而缓为儒。”《释文》：“祗，适也。”今亦谓“适”为“祗”，俗书“只”或“止”。

    《书》：“皋陶日：‘都！”“‘都”为叹美之辞。今人而诺之日“都”，读如“者”。(音近“寨”。)后者如：

    今谓此次日“这一陌”，彼此日“那一陌”。“陌”，古人作“百”。《墨子·公孟篇》：“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陈焕谓：…百’读为‘陌’.‘陌’犹通也。”(见《诗毛氏传疏·郑风-子衿疏》。)

    《陇右方言》最大的特点是广泛征引各类文献资料来对方言词语释义推源，可见作者学识之博及用力之勤。

    据笔者统计，《陇右方言》征引各类文献资料大致可以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字书、韵书：《说文解字》及其注本(773次)《释文》(61次)、《尔雅》及其注本(58次)、《一切经音义》(58次)、《方言》(47次)、《玉篇》(23次)、《广韵》(19次)、《广雅》(17次)、《释名》(7次)、《集韵》(4次)、《通俗文》(2次)。

    第二类是史书：《汉书》及其注本(237次)、《史记》及其注本(115次)、《战国策》及其注本(12次)、《后汉书》(9次)、《国语》(9次)、《资治通鉴》(2次)、《新唐书》(2次)、《魏书》(2次)、《三国志》(2次)、《北史》(2次)、《北齐书》(2次)。

    第三类是经书：《诗经》及其注本(269次)、《礼记》及其注本(93次)、《孟子》及其注本(65次)、《周礼》及其注本46次、《左传》(55次)、《尚书》(29次)、《公羊传》及其注本(12次)、《韩诗》(10次)、《易》(9次)、《谷梁传》(2次)。

    第四类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在引用时重复的情况不多，除了《文选》被征引7次，《楚辞》被征引3次外，其余各书征引均在1-2次之间，从略。

    第五类是其他文献：《庄子》(69次)、《淮南子》及其注本(18次)、《列子》及其注本(18次)、《考工记》及其注本(15次)、《吕氏春秋》(14次)、《韩非子》(13次)、《荀子》(13次)、《水经注》(8次)、《金匮要略》(5次)、《管子>(5次)、《墨子》(4次)、《世说新语》(4次)、《老子》(4次)、《逸周书》及其注本(4次)、《法言》及其注本(3次)、《太玄》(3次)、《素问》(2次)、《夏小正》(2次)、《鬼谷子》(2次)。只引用一次的有《齐民要术》等24种文献，从略。

    三 李恭的《陇右方言发微》

    李恭(1901-1970)，字行之，甘谷人，早年就学于中国大学国学系，师从系主任吴承仕先生，研习文字训诂声韵之学。1935年到苏州国学大师章太炎举办的国学讲习会学习，与李鼎超同为章氏的私淑弟子。1936年章太炎病殁，回甘于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系讲授音韵学与训诂学。李恭先生治学严谨，著述颇丰，于小学、文献学、史学无不留意，尤勤力于语言文字之学，其对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研究尤为世人所称，著有《陇右方言发微》、《斯文异诂》、《文史别记》等。其中《陇右方言发微》最为著名，也是李恭先生用力最勤的著作，正如他自己所说“予属意于《陇右方言》之作，十七年于兹。每循览载籍，遇有一名一义与陇语有关者，辄随笔疏记。”该书后经李鼎文、钮国平两先生整理，1988年被列为《陇右文献丛书》中的一种，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陇右方言发微》分《释言》、《释训》二卷，计有567条方言语词，皆为“隐微不显之言”，一一予以阐发。比较明白浅易的语词，则次于卷末，共154条，作为《附编》。其体例是先列出被释词，然后罗列书证，再以今西北方言证之(一般加“案”，重在说明其语音上的嬗变与相通之处)。例如：

    参参：《陈风·宛上》“值其鹭羽”，《疏》引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白鹭头上有毛十数枚，长尺余，毵毵然与众毛异。”恭案：“毵”之本字为“参”，张衡《思玄赋》：“修初服之娑婆兮，长余佩之参参。”《汉书·文帝记》：“八年夏，有长星出于东方。”文颖日：“孛、彗、长三星，其占略同。彗星光芒长，参参如埽彗。”(陇右名为“埽星”)，皆为“参参”形容长之证。陇南至今犹以“参参”为长之形况词，惟音读“沙”耳。(“参”、“沙”声相近)或声转而读作“那”，如云“某人躯干长那那”是也。(《左襄七年》：“参和为仁。”《释文》：“参，七南反，或音三。”今庆阳人俗读“三”音近“南”，而“南”为“那含切”。方音之变，或以叠韵，或因双声。是犹“火尾”，“火尾反”，而有重读“火”声别作“毁”者，齐语是也；读重“尾”音名“火”为“火尾”者，吴语是也。楚语谓“火”为“火果”，则与今音读“火”为呼果切者近矣。)

    《陇右方言发微》为了准确释义，广泛征引各类文献资料对方言词语释义推源，文献主要涉及古代和近代语言文字学、史学、经学和文学著作等，大致也分五类。现将该书资料的引征情况统计如下：

    第一类是字书、韵书：《说文解字》(564次)、《经典释文》(104次)、《尔雅》(94次)、《说文解字注》(90次)、《广韵》(50次)、《方言》(47次)、《释名》(43次)、《玉篇》(29次)、《广雅》(25次)、《一切经音义》(11次)、《通俗文》(10次)、《集韵》(10次)、《小尔雅》(9次)、《声类》(8次)、《字林》(7次)、《十驾斋养新录》(6次)、《急就篇》及其注本(4次)、《三仓》(4次)、《说文系传》(3次)、《正字通》(3次)、《广雅疏证》(3次)、《新方言》(3次)、《古书疑义举例》(2次)、《字苑》(2次)、《读书杂志》(2次)、《五经文字》(2次)、《关西方言今释》(2次)。引用1次的有《三古揅经室一集》等12种文献，从略。

    第二类是史书：《汉书》(69次)、《史记》(49次)、《后汉书》(13次)、《国语》(11次)、《资治通鉴》及其注本(5次)、《三国志》及其注本(4次)、《战国策》(2次)、《南史》(2次)、《新唐书》(2次)、《晋书》(2次)。引用1次的有《宋书》等5种文献，从略。

    第三类是经书：《诗经》及其注本(203次)、《左传》及其注本(87次)、《周礼》及其注本(66次)、《礼记》(52次)、《仪礼》(30次)、《尚书》(22次)、《周易》(16次)、《论语》及其注本(15次)、《孟子》(14次)、《乐记》(4次)、《中庸》(3次)、《公羊传》(3次)、《仪礼》(2次)。

    第四类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在引用时重复的情况不多，除了《文选》及其注本(27次)、屈原(19次)、司马相如(6次)、班固诗赋(4次)以外，其余各书征引均在1-2次之间，从略。

    第五类是其他文献：《管子》(11次)、《荀子》及其注本(12次)、《颜氏家训》(10次)、《老子》(7次)、《淮南子》(7次)、《墨子》(6次)、《吕氏春秋》(6次)、《列子》及其注本(4次)、《司马法》(4次)、《白虎通》(4次)、《博物志》(3次)、《韩非子》(3次)、《初学记》(3次)、《鹗冠子》(2次)、《本草纲目》(2次)、《穆天子传》及其注本(2次)、《晏子》(2次)、《逸周书》(2次)、《太玄》(2次)、《法言》(2次)、《国故论衡》(2次)、《齐民要术》(2次)、《穆天子传》及其注本(2次)、《庄子》(2次)。引用1次的有《华阳国志》等17种文献，从略。

    与《陇右方言》比较，《陇右方言发微》有三个明显的优点：

    第一，《陇右方言发微》(下称“发微”)在释词方面比《陇右方言》简明、清晰，体例一贯。首先列出被释词，然后罗列书证，再以今西北方言证之。“案”的说明也不絮烦，重在说明其语音上的嬗变与相通之处，三言两语，令人信服。而《陇右方言》在释词体例上显得不太严整，有先说方言称谓再引书证者，有先列书证再陈方言者，有的只解释了某字当作某字，未列方言说法，或只陈述某个语词在不同文献中出现的情况，未予评述。在这一点上，《发微》胜过《陇右方言》。

    第二，《发微》描述的西北方言比《陇右方言》词条多，指出的方言点比后者面宽而且具体，几乎遍及甘肃全省。而《陇右方言》一般只列举凉州话(即如作者所说“就武威方言次第笔之”)或通语(概称“今言”)，可见《发微》作者李恭比《陇右方言》作者李鼎超更熟悉西北方言，对西北方言具有更多的感性认识。

    第三，《发微》除了以现实口头方言征古外，还引用民俗、生活中的语言材料来证明语词的引申演变情况。如对“耦合”一词的解释就涉及婚姻、戏曲、棋牌中的语词运用情况。而《陇右方言》因囿于文献，虽显专业但境界不开，倒不如《发微》雅俗相济。

    四 慕寿祺的《甘宁青方言录》

    慕少堂(1871-1947)，名寿祺，字子介，甘肃省镇原县人，晚晴举人，早年为同盟会会员。曾任甘肃省议会议长，是陇上著名文史学者、教育家，也是甘肃方言、曲艺、戏曲、民间艺术研究者，学识渊博，著述丰富，治学严谨，一生计有专著四十余部。代表作品有《读经笔记》、《甘宁青方言录》、《中国小说考》、《敦煌艺文志》、《音韵学源流考》等。

    《甘宁青方言录》包括张掖县方言、皋兰县方言、临夏县(即古河州)方言、陇西各县方言、陇东各县方言、镇原县方言、河西各县方言、永登县即故平番县方言、民勤县故镇番县方言、隆德县方言、西固县方言等大小十一地域的方言，计五万余字。体例自谓“仿《畿辅通志》例，粗言大概，间附案语于各条后”。这里以全书第一部分《张掖县方言》之第一条为例，以管窥其豹：

    平仄不分者(字无复音，平音如乖斋开歪腮，仄声如买揣改矮歹，绝不相混，张掖则不然)：

    中钟种众宫(概读宫)；春冲重空(概读空)；窗床穿川筐(概读筐)……

    有与古韵通者：

    沙门之“沙”读“桑”(古无六麻韵，东乐人读桑，东乐分县。)祖宗之“宗”读“尊”(古帝尊卢氏一作“宗卢”，“宗”、“尊”古通用。)天窗之“窗”读“筐”(“江”、“阳”古韵通)学官之“官”读“馆”(古“官”、“馆”通)

    《甘宁青方言录》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在方言描写中同时注重相关的民俗记载，扩展了研究领域[5]，也增加了著作的可读性(即趣味性)。如《皋兰县方言》之“铁柱开花”条：

    铁柱开花，谓永远监禁者之开释无期也。

    案：吴湘见有俗谚，见事难成则云“须铁柱开花”。《杨升庵集》谓“余在广西殷指挥家，见一树高可三四尺，干叶皆紫黑色，叶小类石榴，质理细厚。问之，日“此铁树也，每遇丁卯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一开累月不凋，嗅之有草气。”兰州南府街江西会馆颜其额曰“铁柱宫”，内奉许旌阳先生。相传旌阳降伏水怪，以铁柱锁于井中。水怪能人言，问“何时开释？”旌阳日“铁柱开花，放尔还家。”比铁树开花为尤难。

    毫无疑问，慕寿祺的《甘宁青方言录》不仅具有方言学价值，也据有民俗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