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外戚是历朝历代都有的现像，它对各朝各代的政治也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大小取决于外戚对权力的控制程度。在我国封建社会还处于上升阶段的西汉，根据时间顺序可将西汉外戚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中期、后期。

    汉高祖到汉武帝时期是外戚发展的前期，外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掌控了部分权力，但最终决定权仍牢牢握在皇帝手中，皇帝决定了这些外戚的一切，只要一句话就可以马上改变这些外戚的命运。总的来说外戚前期外戚的命运主要还是受皇帝控制。汉惠帝死后，诸吕当政，无论他们掌握了多少权力，都要听命于吕后。前期外戚的这种受控制被支配特点在汉武帝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他开始有意识的提拔或铲除外戚，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加强中央集权。“一方面，他陪植外戚势力以削夺、分割列候和守旧大臣的军政大权；另一方面，当外戚势力发展起来后，他又施展阴谋，用亲近外戚打击疏远外戚，用新外戚打击旧外戚”，文景时窦太后的从兄子窦婴凭借军功封为魏其侯，王太后的同母弟即汉武帝的舅舅田蚡封为武安侯。汉武帝即位之初就任命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此二人“俱好儒术”，上任后即实行改革，兴儒学，加强中央集权，他们“推豰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举谪诸窦宗室无行者，除其属藕”，实际上这场改革是以推尊儒术，贬斥道家为理论先导的，这是因为这时候的黄老之学己由汉初的休养生息的指导思想蜕变为军功列侯、宗室贵族、诸侯王，及地方豪强势力维持发展其特权利益的理论，汉武帝是利用窦田二人通过改革从守旧派手中夺权。

    在窦太后死后，汉武帝又封田蚡为丞相，“当是时，丞相入奏事，语移日，所言皆听”，可见田蚡地位之高，权力之重，这也是汉武帝利用田蚡的丞相身份来摧抑折辱贵族大臣，以加强皇权。在窦婴、田蚡之后汉武帝又封外戚“卫后弟青为大司马大将军，后姐子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将军，于是外戚又日以宠贵”，让他们统帅三军，以实现皇权对军权的领导。另一方面，一旦当外戚的权势发展到有可能威胁皇权时，汉武帝就毫不留情的利用种种理由予以铲除，重新提拔新外戚，以保证自己对政权的控制。窦婴虽然曾帮助武帝实行改革，打击旧军功大臣，但他骄横跋扈，以威胁到皇权，因此汉武帝决心铲除他，于元光五年将窦婴弃市渭城。田蚡曾贵为丞相，但武帝越来越不能忍受田蚡的骄横专权，于是在田蚡死后不久就以罪夺其子之爵。

    以卫皇后为首的卫氏集团，随着卫青、霍去病对匈奴作战的节节胜利，卫氏的权势也达到顶峰，当时有歌谣曰“生男五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这当然是汉武帝所不愿到的，于是他便利用巫蛊之祸，杀死太子刘据与卫皇后，一举消灭了卫氏集团。从这可看出，汉武帝对外戚的支持是有限度的，那就是不能威胁到皇权，一旦有威胁毫不留情的铲除。汉武帝不仅有意识的利用外戚，而且他对外戚势力膨胀所可能造成的危害也是很清楚的，因此汉武帝在立刘弗陵为太子后即死他的母亲赵婕妤，其原因是“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邪？”而其它为武帝生子者，不分男女，其母莫不谴死。由此看来对于汉武帝来说，外戚只是他维护皇权加强统治的工具，军政大权仍掌握在自己手上。

    昭宣时期是外戚发展的中期，外戚已经掌握了朝廷大权，开始主宰政局。所幸昭宜二帝自身还比较英明，他们用外戚辅政，能做到自己不受外戚的控制，当外戚专权的局而逐渐威胁到皇权后，为了维护皇权，等到时机成熟，马上起而反攻，消灭外戚，夺回政权，重塑皇帝权威。这一时期外戚的典型代表是霍光，霍光是霍去病的弟弟，在汉武帝死时以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政。霍光在辅政期间，不但政事一决于光，就连皇帝的废立都由霍光决定，在昭帝死霍光对即将及位的昌邑王不满意，于是联合太后废掉昌邑王，改立卫太子孙为帝，是为宣帝。不但霍光自己是辅政之臣，霍氏一门也执掌大权。他的外孙女是昭帝皇后，他的小女又是宣帝皇后，后党势力很大，霍光的两个女婿是东四宫卫尉，他的昆弟诸婿外孙皆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霍氏在盘根错节，形成了庞大的权力网，所以《汉书》称霍氏是“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延”，这种情况下连皇帝都要对霍光礼让三分，《汉书》记载“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己甚”，霍式也得到皇上的额外恩赐。

    但在霍光辅玫的昭宣时期，除昭帝在位时间短，无所作为外，宣帝因为从小在民间长大，高才好学，因此很有主见，“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大将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说明宣帝已经对霍光专权不满，只是在当时对霍光还有顾忌，不敢表露，霍光一死，宣帝看时机成熟，马上对霍氏动，剥夺霍家的权力，改封霍光儿子霍禹为大司马，但冠小冠，无印绶，同时罢免其右将军屯兵官属，将原霍家执掌的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都改由自己的亲信许、史子弟代领，更借霍禹谋反一罪，一举诛灭霍氏。此后宣帝大权独揽，所以“车骑将张安世代光骖乘”，宣帝才能“从容肆体，甚安近焉”，说明宣帝已摆脱了外戚专权的威胁。

    元成哀平四帝时期是外戚发展的后期。元帝即位权力落入皇后王政君手中，从元帝开始的四位皇帝或年幼或懦弱无能，根本无法处理政事，因此王政君先后凭借太后和太皇太后身份执掌政权近50年。在她当政期间，大肆提拔自己亲戚，成帝即位后尊王皇后为太后，以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封五千户。王氏之兴自凤始”，后来又封“舅谭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红阳侯，根曲阳侯，逢时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五侯”。

    她的侄子王莽先后封大司马、安汉公、宰衡、居摄。当时王氏子弟“分据势官，满朝廷……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若王氏开口，连皇上也不得不听，成帝欲封刘歆，王凤以为不可，“乃止，其见惮如此”，平帝9岁即位，年幼懦弱，被王葬所控制“政自莽出”，平帝14岁死，王莽“恶其（嗣皇位者）长大”，立宣帝玄孙年2岁的刘婴为帝，实际由王莽行使皇帝实权。王家势力的显赫，为王莽代汉奠定了政治基础，“他看到汉家的天下正在土崩瓦解，渐至不可救药，而孝元皇后与平递又是孤儿寡妇，可以欺侮，于是大有取汉家天下而有之的野心”，终于在公元8年，一脚踢开名义上的皇帝，自立为帝。其实王莽并不是王氏中最显赫的，王莽“孤贫，……少运不佳”，就是这样都可以篡位成功，说明西汉确实走到了尽头。对于王莽的篡权，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成帝柔仁，专任王氏，而国祚遂移”。

    二

    由于西汉各时期外戚发展的特点各不相同，因此他们对西汉政治的作用也就颇有差异。在前期与中期，外戚们为维护自己的即得利益可能会广树党羽，铲除异己，任人唯亲。但就整个西汉历史发展而言，前期与中期外戚的所作所为在客观上对西汉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以吕后为例，吕后掌权后，想立诸吕为王，问右相王陵，遭反对，于是“欲废王陵，乃拜为帝太傅，夺之相权，王陵遂病免归”。吕氏铲除掉意见不合的人之后，开始封诸吕为王侯，先后封吕种为沛侯，吕开为扶柳侯，吕台为吕王，吕禄为胡陵侯等等。刘氏子弟有丝毫的不逊，马上毫不留情的铲除，一是为了铲除异己，另外也是为护吕氏的权力。孝惠皇后无子，吕后杀了一个妃子，立她的儿子为太子，太子长大后知道此事，说：“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未壮，壮即为变”，太后听到后“恐其为乱，乃幽之永巷中”，不久便幽杀他。

    赵王友为诸吕女所谗，被吕后召至京，“令卫围守之，弗与食，其群臣或窃馈，则捕论之”，赵王也被幽死。燕灵王建死后，太后叫人杀了他的儿子，使他无后，于是国除。但另一方面，在吕后掌权期间，沿用汉高祖的休养生息策，使经济有所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是从汉高祖到文景之治的一个承上启下阶段，所以司马迁称赞她“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霍光辅政期间，独断专权，为让自己的权力更持久，毒死了宣帝许后，让宣帝另立他的小女为后，但霍光在昭宣时期，政自己出，成就了昭宣中兴，《汉书》称赞霍光是“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当庙堂，拥幼君，……因权制敌，以成其忠。处废置之际，临大节而不可夺，遂匡国家安社稷……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可见从历史发展上说前中期外戚还是功大于过的。到了后期，即位的元成哀平四帝一个比一个昏庸，王势衰微，汉朝正逐渐走向末路，政权已完全由外戚主宰，这时外戚所做只是争权夺利，消灭异己，没有丝毫的进步作用，加速了西汉的灭亡。平帝即位后，王莽擅权，他首先将平帝舅舅卫宝等封为关内侯，不得至京师，使卫氏外戚与皇帝隔绝，后穷治与卫氏有关的吕宽之狱，借此诛灭卫氏，“连引郡国豪桀素非议己者，……死者以百数，海内震焉”，王莽在铲除异己后，已经成为朝廷中实际的掌权者，皇帝反而成为他的傀儡，最后更是夺位篡权，另立新朝，曾威震四方的西汉王朝便在他手中覆灭了。

    三

    在西汉历史上，外戚的发展导致发生了四次政变，企图改朝换代。第一次以吕后为首的吕氏集团。吕后在位时，已大封吕氏，让吕禄、吕产分掌南北军，大权在握使得吕氏产生了代刘氏而自立的野心，这样必然会遭到汉初立国功臣和刘姓王的强烈反对，吕后是清楚这一点，所以她在死前告诫吕禄等说：“高祖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果然，在吕后死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汉初功臣和刘姓王集团就诛产、禄，”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第二、第三次是在昭宣时期，上官桀、上官安父子因与霍光争权失败而发动的叛乱，结果失败。霍光死后，宣帝马上就开始剥夺霍家的军政大权，面对这种日渐削弱的情况，霍氏被迫谋反，想废天子而立禹，但诸霍谋反失败，云、山、明友自杀。显、禹、广汉等捕得。禹要斩，显及诸女昆弟皆弃市。独霍后废处昭台宫，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第四次是王莽篡权，公元八年一脚踢开了2岁即位的孺子婴，自己登上皇帝宝座，立国号为新。王莽之所以可以成功有四方面原因，一是有姑母王政君支持，二是王氏外戚权重，三是皇帝幼小、懦弱，被王莽所左右，四是王莽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拉拢群臣其呐喊鼓劲，夺得了刘氏政权。

    四

    从西汉历史上看外戚上台是有一定原因的，在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内，都要有一个权利中心，皇帝一般是这个权力中心的核心人物，但当皇帝年幼或懦孔无法担任这个核心人物时，这个任务便会自然而然的落到与皇帝关系最亲的人身上，与皇帝关系最亲近的莫过于他的母亲与妻子儿女，当皇帝的母亲妻子成为这个权力中心的核心人物后，她们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自然会提拔自己家里的人担任重要职务，掌握实权，这样便造成了外戚专权。即使即位的皇帝比较英明，但出于外戚与皇权是紧密相连的，是皇权的寄生体。因此只要有皇权存在，就必然有外戚掌权，而外戚作为皇亲国戚，在皇帝眼中自然要比那些非亲非故的大臣们来的放心信任，因此外戚便借助皇权发展起来，只要有一女入宫受宠，她的父兄子弟也可以得到重用。

    从西汉的外戚前、中、后三期的历史可看出，西汉外戚经历了一个从受皇帝控制到控制皇帝的发展过程，总的来说在西汉，外戚还是依附于皇权的，因此具有暂时性、脆弱性与不稳定性，往往皇帝的喜怒就可决定他们的荣辱，一般随着他们代表入物的起伏而起伏。如吕后，在位时大封诸吕为王，等吕后一死，功臣集团马上杀吕产、吕禄，灭掉吕氏一族，废吕后所立的少帝，另立代王为帝。吕后在时，吕氏无比隆盛，当她一死，吕氏曾有的荣华富贵就马上烟消云散。也因为西汉外戚的暂时性、不稳定性，因此“汉兴以后，至于哀平，外戚二十余家，保全者四家而已。”西汉外戚发展到东汉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外戚之祸，正如《后汉书》所记：“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惟帘，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可以说西汉外戚是东汉外戚之祸的胚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