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这种古老的植物，怎么就成了驱鬼辟邪的利器？那么问题来了，桃树若成精可怎么办？

    自鬼神信仰在华夏大地上形成独立的文明体系伊始，有一类事物便是与这种信仰一同蓬勃发展，衍生壮大起来的，那便是用于驱逐鬼神的巫术、器具乃至灵物。自“妖”成为“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的灾疫代表时，各种驱逐“妖邪”的方法，也就开始被研究发明并广为流传下来。

    中国历代以来的驱邪避妖方法，可谓是五花八门，甚至远超妖怪鬼神本身的体系范畴，独立出了一套传统巫术理论。在《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一书中，对于巫术的分类主要有两种：一种为“关于决定世上各种事件发生顺序的规律的一种陈述”，即理论巫术（包含占星、卜筮、梦占等），另一种为“作为人们为达到其目的所必须遵守的戒律”，即应用巫术（包含祈雨、厌胜、辟邪等）。而以驱逐妖魅为目的的禳解辟邪类术法，毫无疑问属于应用巫术的一种。

    在中国洋洋大观的驱邪巫术体系中，我们本章要着重讲述的，是被认为最早应用于辟邪禳解，也是在民间宫廷都流传最广、历史最悠久的一种——桃木类辟邪术。

    作为一种原产于中国的常见经济植物，“桃”在华夏大地的栽培历史已经超过4000余年，有关“桃”如何成为辟邪之物的最初载体，神话传说中历来有两种主要的源头传说：

    一是对“神荼郁垒”的驱邪神像模仿

    “神荼”、“郁垒”是中国神话传说中最早专司捕捉驱役群鬼的功能偶像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门神形式之一。在《风俗通义》、《搜神记》等书中，俱有引用《黄帝书》一文中，对“神荼郁垒”以及其所栖身的“度朔山桃树”的详细记载：

    上古之时，有二神人，一名荼与；二名郁垒，一名郁律。度朔山，山上有大桃树，二人依树而住，于树东北，有大穴，众鬼皆出入此穴。荼与、郁垒主统领简择万鬼。鬼有妄祸人者，则缚以苇索，执以饴虎。于是黄帝作礼驱之：立桃人于门户，画荼与、郁垒与虎以象之。今俗法，每以腊终除夕，饰桃人，垂苇索，画虎于门，左右置二灯，象虎眼，以袪不祥。

    由上文中可以看到，有关“神荼郁垒”的偶像崇拜与辟邪应用，完全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门神符拔风俗传统，因“神荼郁垒”居于神桃之下，专司缉拿恶鬼，是故以桃木为符板，画其形象威吓妖邪鬼魅，亦为典型的模仿厌胜巫术。自“神荼郁垒”开此先河以来，虽然门神形象在之后的历史中多有改造，但以桃符为载体，塑像于门，以避不祥的形式却几乎始终未变，至今仍在整个中华文化覆盖领域内广为流传。

    虽说在以上文中，汉魏两晋时谶纬书多语其俗为黄帝兴起，毕竟追古推高，不太可信。但在《战国策》中“苏秦止孟尝君”一文中，苏秦以土偶桃人为比喻，劝止孟尝君入秦，由此可从旁得知，在战国时代，以桃木做人形张于门户，趋避鬼邪的方法，已经是常见的民俗活动之一。

    二是对桃木“神力”的武器化应用

    有关于桃木天生所具有的“神力”，最具代表性的神话来源即为《淮南子》一书中所记录的“羿死于桃棓”，其中的“桃棓”即为桃木棒。相传有穷族的领袖羿是个善射而孔武的英雄，却死于其家将兼弟子逢蒙的桃木棒之下（见《路史》、《左传》等书）。羿作为有穷族的首领，对于当时部落集群主体华夏民族是有力的威胁，于是本作为普通凶器的“桃棓”便因此得到了升华，成为可以殴杀鬼神的“法宝”。

    除了“桃棓”这一形式以外，桃木的武器化巫术应用还有始于周礼中的“桃弧棘矢”，《左传》、《史记》等书中，皆有当时的天子诸侯以桃木为弓、牡棘为箭，扎草人或土偶象鬼以射，驱除不祥的传统风俗记录。在明代志怪小说《封神演义》中，“玄坛真君”赵公明便是被姜太公以桃木弓箭射死，也是对桃木武器神化力量的认知与引用。

    除了“桃棓”、“桃弓”以外，用桃木与禾穗制成的类拂尘法器“桃茢”，以及水陆道场等常见的必备法器之一“桃木剑”，亦是道教文化对古代桃木武器神化力量的吸收改造。

    由“桃符”、“桃棓”源起，桃的力量在汉以后得到了全面化的信仰与衍生，除了桃木本身具有的驱邪效果以外，由“桃叶”、“桃皮”、“桃枝”制成的“桃汤”；燔烧桃木制成的“桃灰”；桃木皮下分泌的树脂“桃胶”乃至桃树上的蛀虫“桃蠹”都成为了历代道士方家所应用的辟邪法器。

    《本草纲目》中有桃汤沐浴可预防瘟疫的记录；道教经典《典术》一书有服食桃胶可夜见星官的说法；《伤寒类要》有用桃蠹屎防疫的条目收录；汉武帝时广川王刘去王妃阳成昭信曾使用桃灰来煎煮刘去宠妾陶望卿的尸身，使其无法再报复作祟（见于《汉书·景十三王传》）……

    除了以上源于“桃木”的各种驱邪作用外，自汉魏两晋以后，“桃”的仙话母题作用也在各种志怪笔记体小说中初现规模。《旧小说·汉武帝内传》中便有汉武帝会西王母，西王母赠之三千年一熟仙桃之事。至于明小说《西游记》中着墨甚多的蟠桃盛会，亦是“仙桃”母题下衍生出的流觞轶事。而陶渊明笔下流传千古的《桃花源记》，亦不知是否因“桃”而结缘仙境呢。

    综上可见，“桃”作为最早的形象模仿巫术载体以及武器化厌胜巫术应用载体，其在中国鬼神文化中，几乎是最毋庸置疑的辟邪形式代表。然而在拥有着2500余年志怪小说历史，几乎无物不可成精的古代中国，“桃”作为一种有灵性的植物代表，是否有可能成为其中的例外？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与“桃”有关的志怪故事并不少见，《元曲选》中便收录有一戏曲话本，名为《萨真入夜断碧桃花》（又名《碧桃花》），是元明两代流传甚广的一则志怪故事改编。故事讲述了潮阳县书生张道南因寻白鹦鹉误入县令家后花园，与县令女碧桃相见。后碧桃遭父亲斥责，郁忿而死，魂魄化为碧桃树与张生相见，重续姻缘之事。剧中名句“我也不爱他诗礼儒风祖代传，也不爱他簪笏荣名圣主宣，单则爱那惜玉怜香性儿软”被誉为体现当时民间反封建礼教背景下最真挚爱情观的写照。

    无独有偶，清志怪小说集《萤窗异草》中，亦有《桃花女子》一则，讲的是平阳郑生，生平喜悬乩扶鸾之事，常以术法召仙对答唱和，自以为风雅。某日郑生召得一“仙”，自报名为“桃花女子”，郑生渐为之所困，最终病重而亡，方悟女子实为“桃花女鬼”。作者外史氏评其为“在鬼与仙之间”，或可视为对“桃”本身具有的正面形象的维护？

    总而言之，“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艺形象，是多方位而复杂的。其本身所具有的辟邪元素，使其拥有仙话化、出世化的表现特征。但在民间审美的眼中，对于“桃”最喜爱的展现形式，依然莫过于“人面桃花”此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