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传教士最早将西洋自鸣钟带进广州，在明末的“广州交易会”上，自鸣钟是中葡贸易的商品之一。而明末西来的第一批传教士，就是靠用“自鸣钟”贿赂广东的地方官员，才得以登陆中国。

    1580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跟随葡萄牙商人来广州，向两广总督陈文峰献上包括自鸣钟在内的贵重礼物，请求能留居中国。陈文峰贪图这些西洋礼物，不顾当时正在海禁，同意他在暹罗驿馆居住了3个月。

    为了投中国人所好，罗明坚还亲自调试“自鸣钟”，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把欧洲一日24小时改为中国独有的一日12个时辰，把阿拉伯数字改成中文。

    而对于利玛窦，西洋钟表也是重要的礼物。1601年，他获准进京觐见皇帝，通过太监马堂送给了万历皇帝一份重礼。其中，有两只铁制的自鸣钟。

    靠这些西来的奇器，利玛窦获准留居于宣武门内，为传教布道打下了基础。为了便于管理利玛窦送来的这两只钟，皇帝在钦天监找来4个学员，向他学习制钟、使用和保养的方法。

    从此，在西方人每次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中，制造精巧的“自鸣钟”几乎是必备的礼物，最典型的要属马戛尔尼使团。据参加使团的英方人员回忆，英国方面在选择礼品上相当谨慎，礼品中“最能说明自己国家现代化程度的礼物是一台天文地理音乐钟”。

    奢华“八音盒”

    康熙、乾隆二帝都雅好收藏钟表，乾隆初期，耶稣会教士沙如玉估计清廷已有自鸣钟4000 具以上。当时自鸣钟之声在紫禁城内终日随处可闻，时钟已成宫廷生活必需品，作为举行各种宫廷仪式的时间依据。

    如此多的钟表，仅日常维护就是一件很繁重的任务。更何况每逢冬至、元旦、万寿前夕，如此多的钟表还要集中修理并重新陈设起来。

    每年皇帝要出巡、围猎，做钟处还要选择上好的钟表供皇帝沿途御用。在不断制造精美新钟的同时，乾隆还常命令拆毁构造简单、造型普通的钟表。

    据记载，从乾隆51年到53年，仅仅3年时间，拆毁的旧钟达115件。而乾隆的好大喜功，也成就了一个钟表制作的繁华期。这一时期钟表的质量和数量均达到了清代钟表制造的顶峰。

    乾隆喜欢西洋钟表，还常常亲自对设计的钟表指手画脚。在历史文档中，除了冷冰冰的政令和谕旨，还可以看到乾隆如何设计钟表的记载：乾隆八年，12月，乾隆传旨“要做钟处西洋人做一件玩意钟。”

    一个月后，制钟处上报：“西洋人画得八仙庆寿、海屋添筹山子、楼台纸样一张。”乾隆览后，发御旨：“外面楼做杉木彩漆，栏杆做木头扫金，再里面山子、树木、楼台……再画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

    相比于康熙的重视时钟的科技内涵，乾隆帝更加注意时钟观赏性。所以，乾隆时期的御制钟表极尽奢华之能事。这段时间，为中国帝皇订制的时钟越来越多，以精巧的自动机械与八音盒功能为主要特色，报时功能反在其次。

    嘉庆以后，西洋钟表逐渐式微，主要原因是嘉庆皇帝对西洋器物的反感。嘉庆4年（1799年）11月他在一条上谕中表明了这一看法：“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矫情虚饰。粟米布帛，乃天地养人之物，家所必需。至于钟表，不过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粪土矣。”

    西式钟“国货潮”

    最初西洋钟都来自欧洲，最受欢迎的是英国与瑞士两国制造的时钟，两者均见于根津美术馆藏品中。但随着各级大臣，甚至民间雅士也开始玩“西洋钟”，西式钟开始出现“中国造”。

    中国仿制西洋钟表始于上海。万历年间李绍文著《云间杂识》载：“西僧利玛窦作自鸣钟……余于金陵王太稳处亲见。近上海人仿其式亦能为之，第彼所制高广不过寸许，上海则大于斗矣。”

    自康熙后期至清末，在长达二百年的时间里，形成了“御制钟”、“广造钟”和“苏造钟”三足鼎立的状况。当时的“广造钟”制造技艺已接近当时欧洲制钟的水平。

    “广造钟”能成为皇家御藏的奢侈品绝非偶然，在清代的多次海禁中，广州一直是唯一的海外贸易地，因此广州工匠所受影响也最大。

    “广造钟”中还有一种特别创意——水法，也就是在钟表上制造出小喷泉，因水法装置及旋转方式不同，会出现上喷水、下喷水、平流水等效果。

    当时进口欧洲钟表的造型，多以反映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题材为主，如牧羊、郊游和跳舞场面，以及古希腊、古罗马的神化故事等。在御用“广造钟”中，则加入了很多“中国元素”，比如佛塔、宝葫芦、蝙蝠，仙鹿、大象等等。

    官办“做钟处”诞生

    康熙不仅热衷于搜集各种西洋钟表和科学仪器，还在内务府造办处内建立了一个“做钟处”，专门负责仿制欧洲机械钟。

    康熙47年（1708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向康熙进贡了一件“西洋大日表”。康熙朱批：“近来大内做的比西洋钟表强远了，以后不必进。”这说明康熙后期，清宫自鸣钟处生产的自鸣钟质量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准，甚至超过当时的欧洲进口钟表。

    做钟处的职能是按照皇帝要求制造、修理御用钟表。根据任务大小、繁难程度建立限期，遵行严格的赏罚制度。所需物料由查核房核定数目，持印有“造办处”字样的红票，开列名目分别向工部、户部及内务府六库领取。每一件钟表制造完成后，钟上的主要部件如发条、钟架、钟底、表盘等都需署名，以备查核。

    做钟处内，广匠和西洋匠手艺最精。他们不仅会制作钟表，而且通晓数学、音乐、绘画等技艺。广匠一般由广东督抚选送入京，往往是民间钟表制作的佼佼者，极个别手艺出众的广匠甚至可携带家眷入京。他们每月得到钱粮四、五两，饭银二、三两，这些钱由广东督抚负责发放。

    相比国内的一般匠役，西洋钟表匠的待遇就优厚多了。据中西文挡案，从康熙40年（1701年）起到其去世的20年间，先后有陆伯嘉、杜德美、林济各、严嘉乐等6位西洋钟表匠进入清廷制造自鸣钟，另一位著名的瑞士钟表大师林济各进入清宫主持自鸣钟的制造，使清宫的自鸣钟制造的水准大大提高。

    衰落帝国、衰落的钟

    中国十八世纪清宫御用钟表的奢华只是昙花一现，与大帝国的颓相渐露相应，模仿西方的钟表制造技术逐渐落后了。

    十八世纪，欧洲的机械钟已成功应用“摆”的等时性，用“摆”作为调整器，不仅简化了齿轮结构还提高了准确度。而同期冶金技术的进步，使得发条得以应用，为钟表体积的微缩开拓了道路。

    与此同时，清朝国势日益衰微，使得宫廷无法顾及各处。到了晚清，圆明园渐渐萧条了，做钟处这样的小角落也冷清下来。

    严格的纪律已成一纸空文，西洋钟表匠早就相继离去，广东的匠役也假借事病、省亲等名目纷纷逃跑。道光31年，做钟处匠役有两个人3个月“未见当差，屡传不到”。同治12年8月20日，做钟处太监韩得安出去剃头，从此杳如黄鹤。

    清代的衰亡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而这些清宫鼎盛时期的钟表杰作也无法复制往日的繁华，只得留下落寞却又璀璨的光辉，供时人赏玩、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