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失望和厌倦”

    1913年，在杨度与梁启超不约而同的举荐下，袁世凯于9月封蔡锷为“昭威将军”，同时召其进京。

    蔡锷到北京之时，正是熊希龄为总理，以进步党人为基干组成“名流内阁”，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之时。大家对袁世凯都存在好感和希望。蔡锷到京，来往最多的就是其恩师梁启超和老乡兼老友杨度。但好景不长，袁世凯下令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解散国民党，使议会陷于瘫痪。1914年2月，熊希龄、梁启超先后辞职，成立不到半年的“名流内阁”垮台。

    袁世凯在成功镇压了“二次革命”后，认为“国会”、“政党政治”完全是多余的摆设，可以肆无忌惮地甩开，中国最适合的只有独裁专制，从而加紧了帝制的运作。“名流内阁”帮助袁从“临时总统”变成“正式总统”，又帮助他打击了议会内的国民党势力，最后将立法机构议会取消，代之以钦定的“政治会议”代行立法职权。这个政治会议由六十九人组成，其中十人由总统指定，五十九人由各省推举。袁世凯指定的十人中，就有杨度和蔡锷。

    “名流内阁”辞职后，政治会议变成“约法会议”，其目的是要改变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时，为约束袁而确定的《临时约法》。

    “约法”无疑是对袁的一道“紧箍咒”，袁必须尽早去除。约法会议产生的《新约法》赋予总统极大权力，而取消了责任内阁和议会，由立法院为立法机构，在立法院成立之前，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责。1914年5月，袁世凯下令设立参政院，以黎元洪为院长，参政委员七十人皆由袁委派，其中就有杨度、梁启超、严复、蔡锷等，杨、梁和严还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此时，梁启超对袁世凯导演的这套政治已感失望和厌倦，但尚未和袁决裂。一方面，他仍对袁世凯抱有希望，感觉他还是中国政坛上无可替代的人；另一方面，袁世凯也深知梁启超的影响力，要想做皇帝，这是绝不可得罪的人，所以也处处给梁留足面子。

    与此同时，杨度和蔡锷、梁启超一直保持着相当和谐的关系，毕竟大家从日本开始就共同推进的宪政，如今清政府倒台后，在袁世凯总统领导下比以前希望更大了。

    这种情势，在1915年发生了逆转。

    杨度赶写《君宪救国论》

    1914年8月，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出兵山东青岛，取代德国，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政府签订屈辱的条约后，取得日本的支持，加紧了帝制的运作。要变更国体，必须舆论先行，袁世凯深知，领导舆论者非梁启超莫属。

    1915年初，由袁克定出面，与杨度在北京小汤山宴请梁启超。当时，梁已退出政府，受聘清华学堂演讲写书。梁接到袁克定邀请赴宴，颇感意外，到达饭店后，他发现，仅这两位熟人在等他。袁克定解释：“没有外人，为的是可以随便谈一谈，不受任何约束。”谈来谈去，梁听出味道：袁不断地批评目前的共和国体不合乎中国国情，希望梁能够附和赞同变更国体之意。这本来就不符合梁启超的一贯主张，所以他力陈推翻共和变成帝制的危害。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梁启超的主张，后来他在回答《京报》记者的谈话中讲得很明白：

    吾以为国体与政体本绝不相蒙，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不可也。两者既无所择，则毋宁因仍现在之基础，而徐图建设理想的政体于其上，此吾十余年来持论之一贯精神也。夫天下重器也，置器而屡迁之，其伤实多，吾滋惧焉，故一面常欲促进理想的政体，一面常欲尊重现在的国体。此无他故焉，盖以政体之变迁，其现象常为进化的，而国体之变更其现象常为革命的，谓革命可以求国利民福，吾未之闻也。

    梁启超是个政治敏感的人，一看话不投机，就感到将来可能会出事，既然自己已离开政坛，还是躲开为上策。于是，他立即将家从北京搬迁到天津去了。

    杨度看梁启超不愿帮忙，但是舆论先行时不可待，就自己亲自动笔，于当年4月赶写出一篇《君宪救国论》，托内史夏寿田转呈总统袁世凯。袁看后感到正合己意，嘱将此文立即寄给湖北彰武上将军段芝贵，令他秘密付印，然后分发给各省文武长官参考。

    为了表彰杨度，袁世凯亲自提笔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做成匾额，送到杨度府上。

    在杨度与袁克定积极筹划帝制之时，梁启超则正千方百计地劝阻袁大总统千万不能改变国体。4月，他为了替父亲庆祝大寿，从天津返回广东，在离开天津前还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上大总统书》。在这份上书中，梁从古今中外经验教训晓以利害，苦苦劝袁千万不能因私自改变国体而失信于民，他说：

    国体问题已类骑虎，启超良不欲更为谏诅，益蹈愆嫌。唯静观大局，默查前途，越思越危，不寒而栗。友邦责言，党人构难，虽云胶葛，犹可维防。所最痛忧者，我大总统四年来为国尽瘁之本怀，将永无以自白于天下。天下之信仰，自此堕落，而国本自此动摇。……一度背信而他日更欲有以自结于民，其难犹登天也。明誓数四。口血未干，一日而所行尽反其所言，后此将何以号令天下。

    6月，梁又约好同样不赞成帝制的冯国璋一同进京，面见袁世凯数次，力陈国体之不宜变动。在他们面前，袁世凯一再表示绝无称帝之意。冯国璋也感到袁的态度十分诚恳，他登报称：“此议可以休矣！”

    如果说杨度的《君宪救国论》还只限于“内部发行”，那么总统府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启程回美国之前写的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呈献给袁大总统，袁命翻译出来并在《亚细亚报》上发表，那就使帝制运动向全国公开推行了。

    梁启超对袁“彻底失望”

    这时，进步党人徐佛苏、于世铎等上书袁世凯，请其明令废弃共和，改行帝制。袁则令夏寿田转告杨度，授意他们网罗一批“名流”，组成一个学术团体来制造舆论，试探全国各界的反应。袁感到，此等大事不宜操之过急，需要慢慢来才能有回旋余地，如果杨度出面，那么世人马上就看出是袁的本意。杨度一直抱有成为“帝王师”的美梦，觉得在这么关键的时刻自己不出面岂不遗憾，所以等不及袁世凯的同意，就出来操办组织筹安会了。

    所谓筹安会，其实就是打着“学术团体”的招牌，宣称其宗旨是“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实则是伪造民意，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

    1915年8月14日，所谓的“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发表联合通电，宣告筹安会成立。

    梁启超再也无法坐住，于一个星期后写成著名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成为全国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号角。正如蔡锷所说：“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

    从此，舆论就由袁派导演的帝制论逐步转向了反对帝制保护共和的浪潮。梁启超后来这样谈及当时的写作心情：

    其时亦不敢望此文之发生效力，不过因举国正气销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言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

    当时梁启超对袁世凯还存有希望，曾手抄了一份送交大总统一阅，想进一步劝阻袁世凯走向危险之路。袁见到此文后大惊，决心阻止梁发表此文，先派人带了二十万元给梁，说十万是作为给梁父亲祝寿的贺金，十万是供他出国考察的旅费，但文章就不要发表了。梁对此婉言拒绝。

    袁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派人威胁梁说：你已亡命日本十几年，受苦还不够多吗，何必还要自苦呢。这步棋实在是大大的败笔，他不明白梁启超是多年流亡的国士，岂会因压力屈服就范。这事进一步得罪了梁，使他对袁彻底失望，看清了袁的真实面目。

    “人各有志，不能相强”

    杨度想拉一些名流组建“筹安会”，第一大要务就是引导舆论，这方面当然首推梁启超。

    他上次宴请梁被拒后并不死心，仍千方百计请梁加入，做发起人之一。当初，袁世凯授意进步党人徐佛苏、于世铎等组织学术团体，就是要他们促使梁启超出马。请梁吃饭已碰钉子，杨度只得请与梁关系密切的汤觉顿、蹇念益去天津动员梁。

    两人到天津见梁之后，还未谈清来意，梁启超就拿出《异哉》一文请他们过目。两人看了也很吃惊，希望梁别把话说绝，将来进步党恐怕没有回旋余地。

    梁启超当即写了一封信给杨度，称：“吾人政见不同，今后不妨各行其是，既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打发两人带上亲笔信回复杨度。

    梁启超的这封信表示：与杨度从政治上划清界限，但仍保持私交不变。杨度得到此信后，又找到自己的老朋友，也是梁最信任的弟子蔡锷，请他出面前往天津劝说梁，想替袁世凯打个圆场。

    其实，蔡锷到京后，来往于梁处十分频繁，师生间早就十分默契。他知道，梁是劝不回来的，但杨度也是密切的知交，难以拒绝，只得打着受杨之命的旗号前往天津拜访老师。这次访问，其实成了他们共商如何策划反袁起义的重要会晤。梁启超为爱徒确定的方针是：我来公开出面反对帝制，争取在舆论上占领制高点，因为袁正在收买人心之际，不敢对我怎样。但你是军事实力派，要注意“韬晦”，千万别引起袁的怀疑，今后才能秘密图谋起义之策略。梁后来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中说道：

    当筹安会发生之次日，蔡君即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余曰，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

    于是，蔡锷返京回复杨度，称：“人各有志，不能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