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多病的曾国藩，历尽惊涛骇浪，终于在同治十一年（1872）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享年62岁。这个寿数，在今天看来也许并不算高，但在一百多年前，这已经超过了当时国人的平均寿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曾国藩的养生治心之道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尤其是在健康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关注点的今天，他的养生治心之道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或思考的呢？

    壹 治身与治心并重

    “治心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在养生问题上，曾国藩有这样一句经典的总结。他力图做到身心并治、口体兼防，要旨是养生以治心为主，以不药二字为准。他曾在家书中指出了具体的治心与治身之法，“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阳恶曰忿，阴恶曰欲。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刚恶曰暴，柔恶曰慢。治口之道，二才交惕，曰慎言语，曰节饮食。凡此数端，其药维何？”“不药”二字始终贯穿他的一生。治心的关键在去忿去欲，治身关键在去暴去慢，治口之道在慎言节食。

    曾国藩本人患有牛皮癣、耳鸣、失眠、眼疾等多种常见慢性病，但他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吃药。他的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鸿体弱多病，然而，他仍然告诫他们不要随便吃药。同治五年四月十日，曾国藩给两个儿子写信，“尔虽体弱多病，然只宜清静调养，不宜宾施攻治。庄生云：‘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东坡取此二语，以为养生之法。尔熟于小学，试取‘在宥’二字之训诂体味一番，则知庄、苏皆有顺其自然之意。”又说，“养生亦然，治天下亦然。若服药而日更数方，无故而终年峻补，疾轻而妄施攻伐，强求发汗，则如商君治秦、荆公治宋，全失自然之妙。”

    所谓“在宥”，是指自在宽容。这是庄子无为而化的思想，曾国藩以此来教育孩子养生在养心，养心在于自在宽容，即他所说的“广大”。相反，随意吃药则是违背了自然规律，是“妄施攻伐”，从外部干预身体内部。他又用苏东坡的诗来进一步阐明其理：“东坡《游罗浮》诗云，‘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下一‘存’字，正合庄子‘在宥’二字之意。盖苏氏兄弟父子皆讲养生，窃取黄老微旨，故称其子为有奇志。以尔之聪明，岂不能窥透此旨？余教尔从眠食二端用功，看似粗浅，却得自然之妙。尔以后不轻服药，自然日就壮健矣。”

    苏东坡一生历尽曲折，然而，他却能笑对这一切，故而得养生之道。曾国藩亦希望孩子们以苏东坡为榜样，不要轻易吃药，只要心存自在宽裕，自然就能健壮。

    同样，他对几个弟弟也是以“不药”二字相劝。同治元年七月二十日，曾国藩对季弟曾国葆容易发病，而又喜欢随意服药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他说：“吾在外日久，阅事日多，每劝人以不服药为上策。”还说，“余所虑不在于病，而在于服药，兹谆谆以不服药为戒。”

    九弟曾国荃处南京前线，一度“肝病已深，痛疾已成，逢人辄怒，遇事辄忧”。同治三年四月十三日，曾国藩写信对他说，“此病非药饵所能为力，必须将万事看空，毋恼毋怒，乃可渐渐减轻。蝮蛇螫手，则壮士断其手，所以全生也。吾兄弟欲全其生，亦当视恼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嘱至嘱！”曾国藩认为，肝火上窜，血不养肝，此断非药所能为，必须放心静养，不可怀忿怄气，不可提心吊胆，总以能睡觉安稳为主。就是说此病来自心理上的隐忧与畏惧，心病还需心药医。

    俗话说，药到病除，然而，曾国藩始终相信，良药难治该死的病，许多时候，病在心间，不去除心病，再好的药也无济于事。失眠是困扰曾国藩的一个长期病症，他认为失眠主要是因为心气不平和的原因，很严重，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但重视之表现是用调养心气平和的方法来治疗。

    贰 养生与为学并进

    曾国藩养生治心之二法，是养生与为学并进。同治十年十二月五日，曾国藩正式提出“养生六事”，他说：“吾见家中后辈，体皆虚弱，读书不甚长进，曾以养生六事励儿辈：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时，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此皆闻诸老人，累试毫无流弊者，今亦望家中诸侄试行之。”又说，“养生与为学，二者兼营并进，则志强而身不弱，或是家中振兴之象。”

    所谓“养生六事”无一事与营养有关，饭后千步、习射有常属运动保健，临睡洗脚属活血气，胸无恼怒、静坐有常都属于治心，只吃白米饭而不吃菜，其实就是减轻胃肠消化的负担。

    然而，曾国藩认为，这六事还不够，只是养生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为学而强志。也就是通过读书来“养我浩然之气”。一个人心中坦然，精神愉快，自然身体康泰，这是长寿的最好秘诀之一，也是古人总结出来的普遍适用的养生经验。

    古话说，人活一口气，气是滋润身体的命脉。人的气势不盛，可用读书补气。曾国藩相信，人的气质本由天生，唯读书可改变；人的性格有缺陷，可用读书弥补。因此，曾国藩重视以书养生，以学养气，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与审美品位，改变、滋养人体充沛气血的根本途径。

    纪泽、纪鸿自小体质较弱，曾国藩并没有为他们延请名医，相反是劝他们多读并多临摹颜字《郭家庙》、柳字《琅琊碑》和《玄秘塔》，通过读帖和临摹，以书法丰腴的墨气、坚韧的骨力，充实人的生命之气。同时还告诫他们在吟诗作字时，多注意学习陶渊明、谢朓诗句中的冲淡之味、和谐之音、潇洒胸襟，来潜移默化人的精神气质，进而影响人的生命，达到精神与肉体的完美融合这一养生目的。

    读书养生并不是曾国藩的独创，只不过，曾国藩能真正体味到其中的养生奥秘。南宋胡仔主编的《苕溪渔隐丛话》中说：“世传杜诗能除疾，此未必然。盖其辞意典雅，读之者悦然，不觉沉疴之去体也。”世人传说杜诗能治病，其实，杜诗本身并不能治病，而是其中的辞意能让读者愉悦，不自觉地去除了人郁积之邪气，达到了治病的功效。长于相术的曾国藩则说：“书味深者其面自润。”即是说明书能养生、书能陶情的道理，偶然读一本书当然不能改变什么，但长期浸润于书中，以书为友，水滴石穿，这样的人必然面透娴静豁达之气，怡然快乐之色。

    可见，养生不单纯是一个身体的问题，还是一个心灵与精神的问题。精神好，心灵活，身体自然远离疾病。养生之本在养精气神，曾国藩坚信这一点。

    叁 养身与养家一体

    曾国藩的养生治心三法是养身与养家一体。现代人说，家庭是一个人的港湾。众多的例子表明，家庭幸福，身体则康泰。曾国藩很看重家庭，致力于打造一个勤俭孝友之家。这当中一个关键考量自然少不了家人的健康。

    他指出：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一放一收，两面兼顾，便可以做到惜福远忌。又说，人勤则健，家勤则兴，能勤能俭，永不贫贱。他那多达上千封家书中，每每都少不了告诫家人勤于家务，俭于享受。换言之，养生之道在于洁净、勤劳。干净则尘不染身，勤奋则病不缠身，这恐怕就是曾国藩所谓的以全身家，以家养生。

    先看勤奋。曾国藩说：“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每日做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过于爱惜精神，将会奄奄无气，绝难成事。”越是懒惰，病痛越是找上身来，越是勤快，病痛越是上不了身。所以，曾国藩告诫家人不要过于爱惜身体，要动静适宜，以静养气，但“静是劳中之静”，不是甩手啥也不干。在他看来勤于家务就是一种很好的养生锻炼方法，手动则心灵，脚动则脑活，气血和畅。而且，一个人在家务中可以体味为家付出的快乐和亲情；在种花种草、读书写字中感受家的闲适；在善待亲朋、关心友邻中感受人世的温暖，这些都构成一个人良好的心理与精神状态。人不可能只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有奉献有付出，有互动有交流才能达成一种内心和谐的健康状态。居家不能怕苦，不能怕烦，“精神愈用愈出，智慧愈苦愈明”“养活一团春意思”，保持一种饱满的热情与自然平和的心态，是养生的关键。

    人的健康表现出一股生气、活力，家的幸福同样表现出一股生气和活力，所以养生与治家是一个道理。同治四年十月曾国藩给儿子们写信，表达自己的养生之悟：“吾于凡事皆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二语，即养生之道亦然。体强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体弱者，如贫人因节啬而自全。节啬非独食色性也，即读书用心，亦宜俭约，不使太过。余八本匾中，言养生以少恼怒为本。又尝教尔胸中不宜太苦，须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亦去恼怒之义也。”

    人生无恼怒，胸中无苦恼，身体机能就呈现出“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长此以往，生命之树常青。又说：“既戒恼怒，又知节啬，养生之道，已尽其在我者矣。此外，寿之长短，病之有无，一概听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计较他。凡多服药，求祷神，皆妄想也。吾于医药、祷祀等事，皆记星冈公遗训，而稍加推阐，教示后辈。”一个人尽我之本分，而不必管寿长寿短，有病无病。靠药维持健康，靠神保佑健康，在曾国藩看来都是妄想。

    再看干净。曾国藩认为，干净意味着节俭。曾国藩服膺老庄哲学，以简为尚。他所说的节俭，又是简单的同义词。节俭不光是体现在饮食、性欲上，就是读书用心，也应节约俭省，用心不能太过。他有一个“八本”家训，其中有“养生以少恼怒为本”。多欲则恼，多食则烦，多言则怒。总之，养生宜简宜少，宜净宜俭。

    不仅如此，他的四条遗嘱，皆为养生治心之法：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他把这四条看作为自己数十年入世之心得，教孩子们“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慎独”是道德自省，保持心中安泰，清心寡欲；“主敬”是无论内外，庄重宁静，可以强身养生；“求仁”就是心中有爱，能亲万物，能顺天理，则人悦己悦；“习劳”是少逸少安，逸则生惰，安则易亡。

    曾国藩的养生治心之道并没有特别的大道理，但事事都切中现代人的弊端，值得我们好好反思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