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 ——《吕氏春秋》
吕氏“居奇货”,封地在洛阳
从洛阳市区往东走约20公里,偃师市首阳山镇有一个大冢头村,相传因埋葬秦相吕不韦而得名。吕不韦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一生与洛阳联系紧密。他组织三千门客编纂的《吕氏春秋》,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传》中说:“吕不韦者,阳翟(今河南禹州)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寥寥数语,就为我们描绘出一个精明富有的投机商人形象。而当时正值战国末期,吕不韦并不甘心只当普通商人,他要下一盘更大的“棋”。因此,在邯郸遇到落难的异人后,他立即意识到“奇货可居”,可以借机把手伸向政治领域。
异人是秦昭襄王的孙子,当时被作为人质送到赵国,总被人看不起。吕不韦便下功夫笼络异人,甚至将自己喜爱的赵姬也赠给他,然后花重金游说,使异人被立为秦国太子。异人继位后,就是秦庄襄王。他对吕不韦十分感激,很快履行了“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的承诺,任吕不韦为丞相,封其为文信侯,并以河南洛阳10万户作为吕不韦的食邑。
可以说,吕不韦这次投资是大获全胜。秦庄襄王在位3年去世,太子嬴政继位,即秦始皇。他尊吕不韦为相国,称其为仲父。
吕不韦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他执政为相期间,首先做的便是出兵灭东周,攻取韩、赵、魏等国土地,以实现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庄襄王元年……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在攻取的土地上,他又设置郡县。其中三川郡以境内有黄河、洛河、伊河三川而得名,治所在洛阳,由吕不韦直接管辖。
如果不是在感情的阴沟里翻船,吕不韦在政治上也许有更大作为。可惜,他与当了太后的赵姬仍拉扯不清,后为脱身将嫪毐推荐给赵姬,一错再错,终致灭顶之灾。
公元前235年,忍无可忍的秦始皇将吕不韦免职,欲将其流放蜀地。吕不韦为免于受辱,饮鸩而死,被门客偷葬在洛阳北邙。
门客有三千,人人著所闻
就封洛阳期间,吕不韦在这里大建宫室。他修复东周成周城并向南扩展,从而形成了秦洛阳城“东西六里,南北九里”的形制和规模,奠定了后来汉魏洛阳城的基础。而吕不韦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他主持编纂《吕氏春秋》一书。为何要编这么一部书,还得从先秦时养士的社会风气说起。
据《史记·吕不韦传》记载,当时有著名的“四公子”,即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像比赛似的一个个大量养士,门客有几千人,在列国间有着极高的声望。
吕不韦有点儿郁闷:谁养的门客多,谁的声望就高,秦国这么强大,这方面怎么就落后了?他奋起直追,开始大力招贤纳士,并对这些人礼遇有加,很快家里就有了3000个门客。
人是招来了,其中也不乏高人,可白养这么多人做什么?吕不韦再一看,原来“四公子”常以所养宾客能著书立说为荣,那好,这3000人有事儿干了!他也命门客“人人著所闻”,都写书去吧。于是,一部辉煌的集体大作很快便横空出世。
这是吕不韦执政期间所做的一件大事儿。他觉得此书已包罗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便将其命名《吕氏春秋》。
应该说,这部书不是吕不韦亲自写的,他如此命名,有窃取别人劳动成果之嫌。但从书中内容来看,又是以他的思想为主导,有深刻的吕氏烙印。比如吕不韦致力于统一六国,在战争中讲究谋略,便提出了“义兵”理念,即“兵入于敌之境,则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于都国之郊,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虏而归之”。
公元前241年,《吕氏春秋》书成,吕不韦非常满意。他将其刊布在秦国首都咸阳的城门上,宣布谁能增损一字,便可得千金之赏,这便是成语“一字千金”的由来。
古今之事备,诸子精华存
《吕氏春秋》全书分26卷,有160篇文章,20多万字,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内容涉及阴阳、养生、军事、政治、音律、自然、机械等多个方面。《吕氏春秋》不可能没有一点儿错误,但吕不韦千金悬赏,却没人改一个字,这是为何?
东汉学者王充在《论衡》一书中给出了答案:“观读之者惶恐畏忌,虽见乖不合,焉敢谴一字。”原来大家不是看不出,只是不敢说。确实,当时秦国明摆着要统一天下,吕不韦权势正盛,《吕氏春秋》又基本算是他的施政纲领,谁闲着没事儿去找不自在!
不过,《吕氏春秋》的价值的确不容忽视。在先秦诸子中,它因博采众长而被列入“杂家”。如书中有《不二》篇,对诸子思想进行评价:“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倪良贵后。”吕不韦认为,“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这些不同的思想应该统一起来。
此书的社会历史观也很先进:“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它还运用刻舟求剑等寓言故事,来说明“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这一道理。
人们对《吕氏春秋》的评价很高,如司马迁称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东汉高诱在给它作注时,也说它“大出诸子之右”。
“我收藏有《吕氏春秋》26卷,就是高诱所注,清代浙江书局刻本,上面还有大量名家题跋。”洛阳市古籍收藏家、白河书斋主人晁会元说。高诱是东汉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县)人,《孟子章句》的作者。他除《吕氏春秋注》外,还作了《孝经注》《战国策注》等。
“《吕氏春秋》高诱注本流传很广,存世最早为元代刻本,国内有元代刻本6套及明清刻本近百套,存于各大图书馆。”晁会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