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长沙私立行素中学(长沙市七中的前身之一)的学生，要将口罩使用和刷牙、晒太阳、早起一样，视为必须养成的生活习惯，口罩迈出日常普及第一步。民国时期，口罩被视为“卫生”的标志，医护人员自不必说，即便理发店师傅也需要戴上口罩，以示卫生，从而招来挑剔的顾客。这一观念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在那个雾霾天没有成为公共话题的年代，口罩自不会用来防护PM2.5。在漳州PX项目再次爆炸的今天，民众或许能用“纱布防毒口罩”来防护有害气体。只是现在相比以前，口罩是司空见惯的日常用品，使用口罩已成“习惯之自然”。

    口罩在宫廷用绢布蒙住口鼻，气息不能碰到食物

    800多年前的元朝宫廷，意大利传教士马可波罗第一次见到了被后人视为“口罩”的玩意儿。

    那天他在元朝宫殿里看到，“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蒙口鼻的太监们都戴着口罩类的绢布，生怕自己影响了宫殿食物。后也有考证称，那块布不简单，是用蚕丝与黄金线织成的。

    有人认为这可能与中国古代某些有洁癖的皇帝有关。不过这是否仅是偶然，还是已普及到日常生活中，不得而知。但在不少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家笔下，古代刺客们的形象，大多是蒙面、黑衣，黑帽，夜行。蒙面的丝巾或布，或许是当时人对“口罩”的一种想象。

    到了近现代，口罩不会只是一块布那么简单。当中国还在纠结是否需要变法的年代，1897年，德国医生莱德奇将口罩与“卫生”联系在一起，在做手术时戴上口罩，各种讲究就接踵而来。

    以民国时期常用的“纱布口罩”为例，在1937年国民政府军工部兵工署编纂的《简易纱布防毒口罩制法》一书中，军方告知民众，制作纱布防毒口罩，需要纱布、酒精、优洛托品、碳酸钠等物件或元素。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民众仍需备好蓖麻油、甘油、软肥皂等物品调制一种“药方”，再通过垫放棉花、包折药膏等5个步骤制成，十分复杂。

    这一方法复杂而效率低，也许只有学生能够忍受。1937年，安徽省抗敌后援会就接收了诸多民众送来的口罩，这些口罩来自学校学生，他们利用剪作课程制造而成。

    口罩被赋予“卫生”的标识，卫生便是它的第一用途。在某些司空见惯的行业开始流行起来，比如理发。

    1926年的重庆合川县某一理发店，为了防止理发工口鼻中携带的病菌掉在客人身上，“店内理发工穿白衣，戴白帽，有的还戴白色口罩。”这家理发店招来的大多是达官贵人的太太小姐和显要的军属。

    理发工戴口罩剃头的场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也能见到。那时湖南常宁县开展爱国主义卫生运动，理发店需设置痰盂，理发员需穿白衣、戴口罩为人理发。更多“食品从业人员穿工作服、系围裙、戴口罩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口罩之于卫生的重要，湖南的中学生在1930年代可能已经认识到了。湖南私立行素中学(长沙市七中前身之一)推行公民训练，采用了湖南教育家邬干于编写的《干于公民训练255件事细目》作为“教材”，在健康习惯一栏中，“口罩使用”作为第13件事，和早起、刷牙、习惯晒太阳、烫食具一起，作为每天要养成的“健康习惯”。

    不过，口罩在卫生用途之外，还有一个最简单的用途——隐藏身份。1928年的上海某租界公园，禁止华人入内。但外国人的孩子入公园，有时不得不需要中国奶妈照顾。这时园方有些为难，但随后就有了解决办法：请奶妈入园时戴上口罩，以隐藏自己的华人面孔。

    口罩与学术他们戴着口罩整理档案，抵御“PM250”

    尽管没有雾霾天，没有细颗粒物PM2.5，但在上世纪2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用口罩来防止更大的“PM250”。

    1926年，政府要求清理故宫博物院清代军机处档案，派去的人“每人发了一个口罩”，以抵御“同灾难现场一个模样”“厚得已透不过阳光”的灰尘。据当事人回忆，“出来的时候白色口罩都变成了黑色。相当吓人。”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著名历史学家来新夏回忆起他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整理北洋军阀档案时的经历，“当时条件很差，我们身穿一身旧紫花布制服，戴着口罩，蹲在地上分拣档案。”来新夏说，“每天下班，连眼镜片都被灰尘蒙得模糊不清，鼻孔下面一条黑杠，往往彼此相视而笑。”

    口罩与战争抗战爆发后，政府下发100万件防毒口罩

    在硝烟弥漫的战争中，口罩成为生与死之间的一道防线。

    1937年到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安排制作了100万件防毒口罩下发部队，以防御可能发生的化学战争。

    据王文宣(时任军政部军务司司长)1943年著《最近十年军务纪要》称，“1933年春，军政部于兵工署内始设学兵队。专负责使用与防毒的研究训练之责。同年10月，兵工署在南京成立应用化学研究所，1936年于河南巩县孝义镇建立化学兵工厂，仿制防毒面具，生产催泪弹……”

    战后，口罩成为后人收拾残局的必带工具。衡阳保卫战后，部队“令人备办纱布口罩，遍洒香水(据说当时衡阳城的香水因此被买光)。后来，在茔葬时，竟至香气四溢，已不再有任何臭味”。 1946年2月，师长葛先才怀揣蒋介石所拨两千万元，重回衡阳收集第十军将士骨骸，他也戴上了口罩，掩鼻擦泪，送同生共死兄弟最后一程。（摘自《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