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一生之力支持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宋神宗赵顼，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皇帝呢？这是后人想知道的答案。赵顼，原名仲铖，宋朝第六位皇帝，是宋英宗和高皇后的长子，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生于濮安懿王宫邸睦亲宅。赵顼出生当天，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气聚集成云。据《宋史》记载，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立为皇太子，次年即位，时年二十岁，是为宋神宗。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即位后，北宋正值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宋神宗没有气馁，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表现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政治气势。

    因赵顼在即位前已闻知王安石，“由是想见其人”。即位不数月，就让王安石出任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府。几个月后，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寄以治国安邦的厚望。宰相韩琦执政三朝，由于不赞成王安石入阁，坚辞相位。神宗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表明了他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态度。元老重臣富弼在罢相位时，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荐了文彦博。对此，神宗或以不答相对，或以默然置之，坚持了自己的想法。除老臣外，当朝大臣如参知政事吴奎、御史中丞吕诲、参知政事唐介、侍读孙固等也都以王安石“护前自用”、“论议迂阔”、“狷狭少容”等为理由，极力反对王安石为相。面对种种阻挠，神宗不以为然。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从而揭开了变法图治的序幕。

    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还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神宗听从王安石的推荐，进一步起用了吕惠卿、章敦、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在变法的过程中，神宗以君权的力量（破坏了宋初君相分权制度），保证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熙宁二年，新法逐渐出台实施，但是马上遭到朝内外“旧党”（反对新法派）的反对。他们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

    在朝议纷纷面前，神宗虽曾一度犹豫，但终不为所动。他理解王安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张，并先后罢退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相反，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宋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

    神宗即位之初，对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主张极为欣赏，并在变法的前一阶段，即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以前，对新法的推行给予大力支持。如果没有神宗的支持与配合，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是不可能的。随着变法的逐步深入，变法在实施过程中的变味，与民争利的弊端也逐步显现出来，反对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于是，神宗开始左右摇摆，他希望在平衡各派势力的情况下，勉力维持新政。熙宁七年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内外旧党以“天变”为由，又一次反对变法。这一次得到了太皇太后、皇太后和向皇后的支持。以太皇太后为首的外戚参与反对变法，不能不对神宗产生巨大影响，这是因为英宗、神宗一系实非仁宗嫡嗣，只是由于仁宗无子，才把英宗选为皇储，最后继承皇位。所以，太皇太后曹氏和皇太后高氏对神宗有较大的威慑力。由是，神宗开始动摇，当王安石对“天变”反驳时，神宗不再听从王安石“天变不足惧”的解释了，相反他认为“天变”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

    四月，神宗终于在太皇太后、皇太后再次流涕，向神宗哭诉“安石乱天下”的情况下，罢王安石相，改知江宁府，变法受挫。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宋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但随着旧党势力的增强，新党内部意见的分歧，宋神宗对王安石专任程度大大降低，“王安石再相，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变法不能推进。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天上出现彗星，旧党又以“天变”对变法提出非议，神宗更加动摇。他对王安石说：“闻民间殊苦新法”。十月，王安石不得不复求罢相，出判江宁府。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神宗向旧党妥协的结果。神宗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但他一怕得罪两宫太后，二怕出乱子。当“人情咨怨”、朝议汹汹，变法碰到较大阻力时，他要调整政策了，他要相对平衡地对待要求变法的“新党”和主张守祖宗规矩的“旧党”这两股无法调和的政治势力。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给自己留有余地；一方面仍然体现了自宋太祖起就有的传统家法。其实，在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注意抚慰旧党中罢退的元老重臣，以示恩眷。韩琦罢退河北，上疏反对青苗法，神宗虽然最终没有接受，但仍夸奖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文彦博罢枢密使，便诏与其子孙推恩，特表恩宠。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神宗任用貌似“中立无与”，实际上则为旧党的吴充为相。又先后重新起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以平衡新、旧两派的政治力量。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八月，神宗正式启动官制改革，诏令撤销只领空名的官职，原作为虚职的省、部、寺、监各官皆实际任事。并采用旧文散官的名称编成官阶，作为官员俸禄及升降的品阶标准。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以《唐六典》为蓝本，颁行三省、枢密、六部新官制。元丰年间中央官制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初以来君相分权的政治体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构架，因而使皇权更为集中了。

    在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任用王韶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出兵抗御西夏，拓地五州，形成对西夏的包围，史称“熙河之役”。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西夏皇室内乱，神宗以为有机可乘，遂出兵五路进攻西夏，围灵州城（今宁夏灵武县）十八日不能下，深入夏地各军因粮草不济，冻馁死伤，先后溃退，无功而返。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神宗听给事中徐禧之计，筑永乐城，谋攻占西夏横山地区，进逼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夏发三十万大军围攻永乐城，城陷，徐禧等战死。宋军两次战败，损失军兵、民夫及助战的羌兵数十万人。神宗闻永乐城陷，“早朝，对辅臣恸哭”。至此，神宗希望攻夏雪耻，节省“岁赐”白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的计划彻底破产。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五日，赵顼崩殂于福宁殿，享年三十七岁，庙号神宗。十月二十四日，葬神宗于永裕陵。

    赵顼之所以称为神宗，多少有些贬意。“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意思。这与变法的不成功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