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曾刻石铭志,其中有“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一条。但“乌台诗案”就差一点毁了太祖遗训。“乌台诗案”是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发生的文字狱。“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上有很多乌鸦,所以人称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四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这就是宋朝最著名的“乌台诗案”。
此案发生在宋神宗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当时朝堂内外对新法异议汹汹,这不免让宋神宗有了强烈的挫败感。他决定拿出皇帝的权威,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对于那些反对变法的“旧党“(对反对新法派的称谓)大臣,要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这给了一心整垮“旧党”的新进们机会,而著名的大学者苏轼刚好赶上了风口浪尖。
苏轼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其文章政事为天下所宗仰,甚至盖过欧阳修为文坛领袖。宋英宗十分仰慕。继位后,宋英宗本想按照唐朝的惯例将苏轼召入翰林院,授予他知制诰职务。但由于宰相韩琦一再提出不同看法,宋英宗只好任命苏轼在史馆试用。在宋神宗时,苏轼才受重用,但不久就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黜出京。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今浙江吴兴)。到了湖州后,苏轼作《湖州谢上表》,其中也有发牢骚的意味,以此表示对新法的不满。其中有:“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结果惹怒了一些新进的当政者们。他们预谋致苏轼于死地。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弹劾苏轼:“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还专门举出了苏轼的《杭州纪事诗》做为证据。为了罗织更大的罪名,这些人更是处心积虑地从苏轼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地给予定罪。譬如御史们上书说:“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尽管想要苏轼死的人很多,宋神宗也对苏轼非常恼火,但他还是不愿意下杀手,只同意逮捕苏轼,而且特意要求在进京途中,不得将苏轼关入监狱过夜。
同年七月,御史台派遣皇甫遵前去逮捕苏轼。到京城后,苏轼被正式逮捕下狱,交御史台审讯。与苏轼关系密切的亲友,如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甚至已经去世的欧阳修、文同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受到牵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辙看到哥哥的两首绝命诗,立即痛哭流涕地给宋神宗上书,要求以自己的官爵为其兄赎罪。宋神宗此时也犹豫不决,宋太祖曾刻石盟誓:除叛逆谋反罪外,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而朝廷中也有很多人爱惜苏轼才华,为苏轼求情。连身患重病的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在多方干预下,宋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另一轶事: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君臣情谊
宋神宗曾经说过:“自古之君臣,如朕与安石相知绝少。”
的确,自古不缺圣主贤臣,共襄大业,同享富贵;但是,主君与臣下能够真正交心相待,坦诚到推心置腹的,历史上却是少之又少。邓刚在《心灵的钙化》一文中曾经说过,心心相映是一种风险投资,更何况,这分明在是九重深宫的庙堂之上,一步疏漏,刀光剑影便已铸成危局。然而,这位年轻有为的君主,却以一个大宋王朝做赌注,只因为对一个相知相惜的灵魂的慎重的信任。
这个社稷,朕交予你了。不变法,大宋要亡;变法,许是还有一线生机。安石,朕信任你。
王安石并没有辜负宋神宗的期望。他为变法,赔上了太多太多,本来可以只作江南一诗人,著书立说,清闲终老;许是宿命的安排,人海中遇见了贵为君上的你,于是,满腹韬略,燃尽了我的残躯。但大宋的气数暮矣,积重难返了,又怎能彻底扭转。
两个人是君臣,却更像是知己,是惺惺相惜的知己。
《宋史》对宋神宗的评价:“帝天性孝友,其入事两宫,必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尝与岐、嘉二王读书东宫,侍讲王陶讲谕经史,辄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称贤。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厉精图治,将大有为。未几,王安石入相。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