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于昨日揭晓，颁给了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国内各媒体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与评论，他的代表作品《长日留痕》《别让我走》等原先已有中译本，获奖后想必会掀起再版的浪潮。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可以说是很受关注了，但你是否知道，这份关注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开始？

    穿越回将近一百年前，当时的中国文人在没有互联网、资讯不太发达的情况下，仍努力维持与世界的联系。他们都怎么看待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钱锺书会说诺贝尔文学奖的危害比诺贝尔发明的炸药还大？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讲讲民国时期译介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些事儿。

    民国时期对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关注和译介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轰动，也带动了他的小说结集重新出版，成为畅销书，甚至说连同时期与他成名的其他小说家，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很多沉寂数年的小说家（余华、叶兆言、苏童、马原、阿来等）都随即宣布要出版自己的新作了。这可以说是诺贝尔奖带来的文坛效应。其实，这些年早已形成一个模式，每次公布获奖作家之后，很多报刊记者会打电话咨询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者，请他们就其人做番深度全面的介绍与评价，而同时出版社会组织翻译家及时译出相关的代表作。

    最近一次配合获奖活动的报道最成功的译作出版，当属于世纪文景公司出版的《我的名字叫红》，此书中译本于 2006 年 8 月出版，10 月帕慕克获奖。于是有一个话题可以拿出来讨论，就是这种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在民国时期是怎么样的，有无可以参照的意义。翻查民国时期报刊里面的翻译文学的材料，得到了相关的一些资料，虽不足完备，但亦颇有规模，可以由此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希望可以抛砖引玉，产生出更有价值的讨论。

    由于信息传达的滞后，起初大多都是隔年才有介绍，19 世纪 20 年代末开始逐渐能够同年报道了。表中的“著译者”是指报道消息或介绍作家的中文文章的著作者或翻译者，其中有不少是杂志的编者，后来也有特邀的外国文学专家。这份表格没有统计报纸的刊载情况，期刊杂志和每日发行的报纸不同：报纸刊载新闻消息可能更及时，但期刊上可以有较为长篇和深度的介绍，从而体现出当时文坛与舆论的关注程度。

    据统计，最早得到报道的获奖作家是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 ）。他在 1913 年获奖（前一年其《吉檀迦利》走红欧洲）。是年早些时候，《东方杂志》第 10 卷第 4 期刊载了钱智修的一篇文章《台莪尔氏之人生观》，仅论及其道德哲学思想。1915 年，陈独秀翻译他的四首小诗《赞歌》，发表于《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2 期，结尾的介绍中特别提到了获奖的事：

    但陈独秀说泰戈尔获得的是和平奖。有读者注意到了，就来信查问，《青年杂志》次年改题为《新青年》，1916 年 10 月第 2 卷第 2 期的通信栏目，在胡适关于“八事”之通信后就刊载此信，陈独秀做了详细解释，译作“诺倍尔”，并报道说 1914 年（此年未尝颁奖）获文学奖的有罗曼· 罗兰（ Romain Rolland，1866—1944 。其实是 1915 年得主，1916 年受奖）和瑞典的海顿斯塔姆（ Carl Gustaf Vernervon Heidenstam，1859—1940 。1916 年获奖，稍晚于此）、丹麦的朋托皮丹（ HenrikPontoppidan，1857—1943 。1917 年获奖）两个小说家。

    至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陈独秀对他改观了，再著文提及，便多是讽刺的话。而在 1917 年《妇女杂志》、1919 年的《小说月报》，都有人翻译了几篇泰戈尔的小说，还有 1918 年刘半农在《新青年》翻译泰戈尔的小诗，这些译者都不曾提及诺贝尔文学奖的事情。1923 年《文学旬报》上有篇瞿世英（署名“菊农”）的讲演稿《太谷儿的思想及其诗》，还有 1924 年周瘦鹃在《紫兰花片》第 15 期的介绍，才对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了准确的介绍。周瘦鹃将诺贝尔奖译作“罗贝尔奖金八万圆”，可知译名在接受层上这时尚未得到广泛统一。

    1921年《小说月报》改版，沈雁冰接手出任主编，第 1 期后面附“海外文坛消息”，首一则就是“脑威文豪哈姆生获得19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1922 年第2 期，沈雁冰又在该栏中补充报道法朗士获奖的消息（此前的篇幅着重于介绍去年年底去世的苏俄作家布洛克）。这年年底，比较及时地报道了西班牙作家贝纳文特（ Jacinto Benavente y Martínez，1866—1954 ）的获奖消息。

    到1923年郑振铎担任执行主编，叶芝（ WilliamButler Yeats，1865—1939 ）得奖，《小说月报》不再置于“海外文坛消息”，而是以隆重的方式，出现一组专栏，有郑振铎的《评传》以及相关的《年表》和其他介绍。1924 年波兰作家雷蒙特（W?adys?aw Stanis?aw Reymont，1867—1925 ）得奖，也是出专文介绍（作者署名“孚”，即另一位编辑徐调孚）。此后《小说月报》似乎又开始忽略诺贝尔奖了，1926 年第一期最后的“文坛杂讯”说 1925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者，居然不是萧伯纳（ GeorgeBernard Shaw，1856—1950），而是挪威女作家“安达西”，指温塞特（ Sigrid Undset，1882—1949 ），她获奖在 1928 年。于是中国的报刊歪打正着地又一次预言了诺奖得主。等这年最后一期的“文坛杂讯”，因为之前做了萧伯纳七十寿辰纪念号，方提到他才是1925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并报道其将奖金捐出的消息。

    1927年《小说月报》由叶圣陶代主编，有所恢复，第 12 期，赵景深翻译了1926年得奖者德莱达（GraziaDeledda，1871—1936 ）一篇小说，并做了详细介绍。赵景深对于这位意大利女作家似乎特有好感，意犹未尽，在第二年《小说月报》和《文学周报》上继续发文介绍。1929年第1 期《小说月报》又补上了此前两年得奖的情况（柏格森和温塞特），年底又有赵景深对托马斯·曼（ Thomas Mann，1875—1955）的得奖的介绍。1930 年底有赵景深对刘易斯（ HarrySinclair Lewis，1885—1951）得奖的介绍。至 1931 年，末代的《小说月报》第 12 期的目录上尚有海外文坛消息的细目，第一条便是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报道，但杂志正文中却不见报道的踪影。

    1921年《东方杂志》第 2 期，刊载了诺贝尔奖金最近消息，这应该是该杂志第一次介绍诺贝尔奖，其中提到“韩生”（即汉姆生，Knut Hamsun，1859—1952 ）获文学奖的事情。1922年第1 期，刊载胡愈之关于法朗士（ Anatole France，1844—1924。1921 年获奖）的文章，较有深度地谈到诺贝尔文学奖方针的改变。现在我们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早期（ 1901—1912 ）标榜奖励的是一种所谓的“健全的理想主义” ( a lofty and sound idealism ) ，一战期间又鼓吹作家的中立政治观，对于批判现实问题的文学被冷落一旁，哈代、易卜生、左拉、马克·吐温不能获奖，起初的评委又有反苏俄倾向，于是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也遭到排除。但后来有人提出批评，说诺贝尔本人的文学主张不是这些评审所想象的那么狭隘，于是开始逐渐改变（参看 Espmark, K. ,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 A Study of the Criteria behind the Choices , G. K. Hall & Co , Boston 1991 ）。胡愈之认为法朗士的获奖代表着转向的成功。此后《东方杂志》也成为每年例行关注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杂志刊物。

    统计显示，三个获奖事件被报道得最多的作家，分别是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1867—1936 。1934 年获奖）、刘易斯（ 1930 年得奖）和西兰帕（ Frans Eemil Sillanp??，1888—1964 。1939 年得奖）。皮兰德娄，同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 ，1863—1938）一样，都是曾和墨索里尼走得很近，邓南遮的文才我们今天看似乎还胜过皮兰德娄的，但他太明显地跟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搅和在一起了；皮兰德娄其实只是个历史问题，曾受墨索里尼资助，以及某个阶段作品有法西斯主义思想（ UmbertoEco 的《密涅瓦火柴盒》中有篇文章《清一色右派》，以为将皮兰德娄当成法西斯分子是对其思想的侮辱）。所以报道中往往提及此事，小做文章。但我觉得更主要的是皮兰德娄在30年代前期这几位获奖作家里面算是艺术手法比较有革新价值的一位，主要是说他的怪诞剧 ( grotesque ) 成就，这可能在30 年代中期气氛活跃的现代文坛比较容易引发大家的讨论。

    刘易斯是第一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当时关于他得奖非议很多，几篇中文报道多多少少都谈到了这方面的内容，比如引述英美文学批评家的话，谈刘易斯小说的不足，或是提出一个匹敌刘易斯的美国作家来，认为更有价值，诸如此类。西兰帕受到关注，可能是前几年因为战争原因，大家淡忘了诺贝尔文学奖，加之中文世界对这个芬兰作家非常陌生，所以报道得特别多，冯至看到有些报道篇幅太短，还特意写了一篇专文介绍其小说未经人道出的优长。

    获得诺贝尓奖的芬兰作家西兰帕

    得奖消息受到冷落的几个作家，有以下几位：1937 年，法国小说家杜·迦尔（ Roger Martin du Gard，1881—1958 ）得奖，很可能是战争原因，我没有找得到相关的报道，而且《蒂博一家》的这位作者在民国时期似乎也不怎么受到关注，他在中国为人所熟知要等到20世纪80 年代。1938 年，赛珍珠（ Pearl Sydenstricker Buck，1892—1973 ）得奖的报道目前在杂志上也找不到，可能也是非常时期的缘故，但此前大家对她一直很注意。几年之后便又开始有些文章补充介绍她得了诺贝尔奖。还有就是黑塞（ Hermann Hesse，1877—1962。1946 年得奖），民国时期对他非常缺乏认识，《东方杂志》关于他得奖的消息，是1947年底长文介绍当年获奖作家安德烈· 纪德（ 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1869—1951 ）之后用了几行小字补充提到的。193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一部《青春是美好的》，收入了两篇黑塞的小说《青春是美好的》和《大旋风》。其他的信息就很少了。

    此外，像高尔斯华绥（JohnGalsworthy，1867—1933 。1932 年得奖），在中国成名很久，得奖后，有的刊物会发表其作品的翻译，或是西方学者的评传的译文，或提到或不曾提到诺贝尔奖的事情。这可能是因为高尔斯华绥在获奖后不久即去世，时在1933年1 月31 日，于是中文的报道多属于纪念性的文章而不是当作新闻盛事来关注了。萧伯纳（ 1925 年得奖，未领奖，将奖金捐出），也是在中国德高望重的，杂志上就没有此前类似的那种报道介绍，不过《学衡》是年10 月号刊载了他一幅肖像。《学衡》是不参与现代文学的介绍的，他们对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的结果都不感兴趣（除了还发过法朗士的肖像），由此反可以看作是对萧伯纳一种特别的致意。

    补充一个有趣的例子，若论民国时代的中国文学家翻译家，谁最有慧眼，能够早早地提前发现后来获诺贝尔奖的作家呢？答案竟然是林纾。他早在1912年翻译了一部丘吉尔青年时代写的政治小说《沙乌拉：罗兰尼亚革命记》( Savrola : A Tale of theRevolution in Laurania，1899 ) ，题为《残蝉曳声录》（ 1912 年连载于《小说月报》，19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我们知道丘吉尔获诺贝尔文学奖在 1953 年，林纾提前了 41 年就翻译他的文学作品。

   20 世纪中国文学一直非常重视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和学习，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报道，是民国时期中国文坛对于世界文学现状进行了解的窗口之一，19 世纪 20 年代以后，诺贝尔文学家评委所秉持的新标准，比如 20 年代的“宏大风格”、30 年代的“普世关怀”、二战之后的“先锋姿态”，这推动了我们对外国文学更全面的认知。20 世纪30 年代的意大利文学热，就是和皮兰德娄获奖分不开的。

    读者们得知文学奖的颁发消息，也自然希望可以读到获奖作家的作品。像《清华周刊》1923 年第 297 期刊载的《得诺贝尔奖金者及其杰作》，列举历年获奖作家及其代表作，却只是介绍各自的原著或英译本，一般人恐怕当时都做不到。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出版周刊》1934年第 116 期的一篇文章，题为《商务印书馆译印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人著作》。提到了 13 位作家的著作中译本，其中泰戈尔的最多，其次是萧伯纳和柏格森。这些书籍并不是有意识的凑出来要搞成诺贝尔文学奖丛书的，否则商业利益驱使下的急就章也许反而会特别糟糕。这些译作分别属于商务印书馆的几个丛书，比如文学研究会丛书，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世界丛书、通俗戏剧文学丛书，还有万有文库以及尚志学会丛书等等。

    当然，很多著名外国作家是毋庸由诺贝尔奖才使我们得知其价值的。比如显克微支（Henryk Adam Aleksander Pius Sienkiewicz，1846—1916 。1905 年获奖），他是第一位获诺奖的长篇小说家（此前折桂者分别是三位诗人、一位戏剧家、一位历史学家）。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第一册（ 1909 ）译其《乐人杨珂》，第二册（1909）有其《天使》、《灯台守》。《灯台守》这篇，此前还有吴梼的译文，题为《灯台卒》，发表于《绣像小说》1906年第68、69 期，作者译作“星科伊梯”。周作人当时又译过他的《炭画》，于 1914 年由文明书局出版，以及《酋长》，1918 年发表于《新青年》。五四以后，显克微支作品译介得就非常多了。周氏兄弟（其实就是周作人）对显克微支的注意，与诺贝尔奖并无关系，主要是看到丹麦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Georg Morris Cohen Brandes，1842—1927）的称许。诺贝尔奖颁奖的理由是强调其历史小说，而勃兰兑斯则素轻视这个方面，以为历史小说不过与大仲马并肩较量。后来周作人对于显克微支的评价便从不提诺贝尔文学奖的事。而吴梼是从日文译本转译出来的，他也许不知道诺贝尔奖。

    还有像高尔斯华绥（ 1932 年得奖）、尤金· 奥尼尔（ Eugene Gladstone O’Neill，1888—1953 。1936 年得奖），中文世界对之译介俱远早于诺奖之年。高尔斯华绥的戏剧小说都很杰出，但是在得奖前，中国的文学家主要重视其戏剧成就，邓演存、郭沫若等人在20年代就翻译了他好几个剧本，偶有短篇小说被翻译发表在杂志上，但他的中长篇小说出版单行本的，目前可以寻见的，都是在得奖之后。《有产业的人》，有两个译本：王实味译的《资本家》和罗稷南译的《有产者》。《苹果树》也有林栖和端木蕻良两个译本）。此外再如40年代末安德烈· 纪德（1947 年得奖）、 T. S. 艾略特（1948 年得奖），声名早播于中土，影响到现代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和作家，其获奖与否，实已无关紧要。这或可说明，诺贝尔文学奖在民国时期的黄金时代已经逝去了，中国人对外国当代文学的认知业已成熟。

    民国时期中文报刊媒体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报道和介绍，已经类似当今商业社会为我们熟悉的这套运作模式了，从报道消息，介绍作家和代表作，刊载肖像，到翻译其作品，刊发相关评论，紧锣密鼓，提供给当时的中国文坛一股世界文学之共时性的气氛。很多外国作家因获奖而受到关注，在此后的各种文学刊物的海外文坛消息、作家最新动态之类的报道中就常常看到这些得奖者的近事与近作。另一方面，这时期其实已经有所谓中国文学的诺贝尔情结的萌生。比如有的文章会抱怨欧美作家太多、评奖中有黑幕和政治交易等等，当时也就流传了一些现代作家获得提名的消息。

    1949 年以后国内报刊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报道明显减少，所见的是不多的几条 50 年代的报道，起初尚言词温和，后来对于帕斯捷尔纳克（ Boris Leonidovich Pasternak，1890—1960 ）于1958 年获奖一事反应则比较激烈，这是因为《日瓦戈医生》充满了“对苏维埃制度的批评”，当时的国内报刊上还转载了瑞典共产党杂志的文章，揭露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内幕，说“值得当选的候选人并不少”，但很多文学大师都未得奖，“授奖帕斯捷尔纳克也是阴谋之一”。至 20 世纪 60 年代，则偶见一篇关于萨特拒受奖的消息。当然这部分统计不算全面，但大体应该就是这个情况。70 年代的报刊中，则会在授奖的时节，“应景”地重刊鲁迅曾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批评言论，而文革后，又忍不住地传言，茅盾或是巴金将有可能获奖……

    后来钱锺书在 20 世纪 80 年代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曾论及诺贝尔文学奖，提醒我们也不必太重视这个奖。他博览西方文学，随手举出了其不以为然的四个获奖作家，即1926 年获奖的德莱达、1910 年获奖的保罗· 海泽（ Paul Johann Ludwig vonHeyse，1830—1914 ）、1908 年获奖的德国哲学家倭铿（ Rudolf Christoph Eucken，1846—1926 ），以及 1938 年获奖的赛珍珠。钱锺书认为文学奖的设立实在是二桃杀三士的效果，引出种种是非不说，还时常选出些不好的作家，比诺贝尔发明的炸药危害还大（见林湄：《“瓮中捉鳖”记——速写钱锺书》，《明珠》，1986 年 6 月20 — 22 日）。这种理性的声音，至今也许还不能成为普遍的共识，在社会一般文学爱好者的心目中得到共鸣。诺贝尔奖由于广远的名声和丰厚的奖金，其文学价值的指标早已被商业的利益追求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国时期曾经有过的诺贝尔文学奖热，虽与如今的宣传和追捧有形式的类似之处，但其中对世界文学潮流的真诚关注，也许是早已被淡忘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