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的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著作《白银资本》面世。作者认为，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所有西方人以及许多其他地方的人一直不假思索地认为，至少从1500年以来，西方就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发源地和动力。有些人甚至宣称，自公元1000年甚至更早的时候起就是如此。他们认为，是欧洲人的某些“独特”性质导致了这种发展，特别是由于他们具有所谓的早在基督诞生前就已经产生的“犹太—基督教价值观”。但人们已经多次证明，这种欧洲特殊论不过是一种胜利者的神话和十足的种族主义神话。

    贡德·弗兰克描绘和分析了1400到1800年间世界经济的结构与发展。在他看来，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着支配地位。据书中统计，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据这种位置的表现之一是，它吸引和吞噬了全世界生产的白银货币的大约一半；这一统计还力图表明，这些白银是如何促成了16至18世纪明、清两代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张与增长。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直接缘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在世界市场上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巨大的且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当时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只有印度能够望其项背。

    另外，所谓中国自1433年郑和下西洋于终止之后便退出海上贸易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中国的出口商品和中国商人依然支配着中国海地区的贸易，从而为至今仍影响巨大的海外华人社群奠定了基础。实际上，与大量的历史神话相反，在亚洲（包括印度洋），欧洲人从未拥有或控制过超过10%的海上贸易，在南中国海就更少了，在北中国海则根本无权置喙。

    贡德·弗兰克发现，在1000年前世界经济格局中，宋代中国处于主宰地位。《白银资本》的新颖之处在于，通过分析证明，至少到1800年，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直到1800年，具体到中国是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东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而这显然也是暂时的，从历史角度看，仅仅是很晚近的事情。因为世界现在已经再次“调整方向”（reorient，重新面向东方），中国正准备再次占据它直到1800年以后一段时间为止“历来”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支配地位，甚至是“中心”地位。也就是说，既然世界本身正在调整方向，那么我们这些观察者也该不失时机地“调整”我们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以及我们的世界观的“方向”。

    《白银资本》面世之后，在学术界曾经引发过激烈反响，支持者和赞成者均泾渭分明。比如几个月前，英国《经济学人》及日本《日本经济新闻》杂志报道，牛津大学学者斯蒂芬·布罗德伯里、北京大学副教授管汉晖和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合作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中国实际上在好几个世纪内都落后于欧洲。通过对比中国、英国、荷兰、意大利和日本等国自公元1000年以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研究者们发现，中国只有在11世纪时比其他几个国家富裕。当时，中国已经发明出了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纸币和鼓风炉。

    布罗德伯里与合作者认为，意大利在1300年之前就赶上了中国，而荷兰和英国则是在1400年前。在1800年左右，日本超过中国，成为亚洲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人均GDP在清朝（1644—1912）一直处于下滑状态，在1620年，人均GDP仅相当于980年的水平。到了1840年，该数据下降了将近三分之一。14至15世纪，意大利和荷兰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拿它们与整个中国进行比较不太恰当，可能应该和当时中国最富裕的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行对比，然而即使这样比较来看，1800年的英国和荷兰仍然比长三角地区要富裕，而且英荷两国超过长三角地区的时间应该是在1700年前后。

    英国《经济学人》和日本《日本经济新闻》杂志的报道在中国引发了反响。对此，李稻葵做了解释。李稻葵称，研究团队用生产法测量中国古代GDP总量、人均量及结构，测量的基础是相关朝代官方和民间的各类记录。比如对于明朝，使用《明实录》、《万历会计录》、地方志等史料进行测算，这些史料对人口、粮食以及手工业（包括陶瓷、纸张、生铁、铜等生产量）都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宋代的数据则来自《宋会要辑稿》、《宋史·食货志》、《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等。事实上，中国在这些方面历史数据的记录远超同时期其他国家。正是得益于中国历史数据的完备性，和国际同行相比，团队的研究在方法论或数据完备性上远远领先。

    李稻葵不同意中国经济史“加州学派”的观点，也推翻了英国经济学家麦迪逊有关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结论。“相比而言，我们使用具体数据进行严谨计算和检验，虽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继续改进和完善，但应该说比麦迪逊的估算前进了一大步。”

    由于比较经济史的研究极其复杂，涉及史料、数据、计算方法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因此，有关中国古代是否领先于欧洲的争论，很可能会持续下去。但是，国际性的商业贸易，对于商人和各国民众来说，显然都可以从中受益。《耶稣会士与晚明贸易》（戚印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揭示，16世纪以降耶稣会士在中国以及邻近地区的传教与西方的扩张、大国势力范围竞争、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交织在一起。在晚明大航海时代之后，世界进入了中国，而中国也融入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