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任职京都，那些年日子过得不好不坏。京官都是穷的，李慈铭天天叫苦，逢人便道“干部，干部，抵不了人家一只鸡妇（您别想歪了，敝地称母鸡者）”。曾国藩没那么矫情，日子还算过得去，房子越住越宽敞，车子是越坐越高档。至咸丰二年（1852）七月离京，“车三辆，一大一小一水车，牲口三个”。牲口是一头驴，一只骡，一匹马。

    说起来，牲口也是车辆。张果老倒骑驴，以驴待车；倒骑驴，闹闹名士，可以；到得京都，及为京官，便蛮掉格了，阁老竹杖芒鞋往京都走两步瞧，会有多少人斥叱嗤其不成体统，大失体统，坏我朝廷体统；骡子也可代步，其时京都过得是慢生活，笃笃悠悠骑一头骡子上班，也蛮爽，只是骡子形象欠佳，挨人骂。骑着骡子上班，笑你一声骡子，等于骂你一声杂种，语意轻，落意恶，人生有不可承受之重。

    马是最好的，骑上去飒爽英姿，威风凛凛。紫禁城里去上班，能准吗？东华门、西华门旁和午门前的左阙门、右阙门外，立有石碑，有满、蒙、汗、藏等六种文字下禁语，“至此下马”和“官员人等至此下马”。后来文件有松动，内外文武大臣，或还有老弱病残，经皇上特批（准骑证，归皇帝一人颁发），“特恩裳在紫禁城内骑马，用资代步”。那时曾国藩还没那么威武，入得皇上青眼，不曾“特恩裳在紫禁城内骑马”。曾国藩那马，搞旅游时可能“用资代步”，上班时恐怕是湖南骡子骑骡子上班。

    骡子名声不好，没办法啊，买不起轿子啊。曾国藩在京都当科长处长啥的，多半是乘“11”号车上班的（他真买不起车）；道光二十七年（1847），曾国藩升任内阁学士兼吏部侍郎，副部级了，事务多了，“余现尚没换绿呢车，惟添一骡”。在此之前，前三月买驴子一头。顷，赵炳坤又送一头。驴子骡子，买买送送——人家送他，他送人家，到了出京那年，共养三头，加起来值钱164两；车子买起来容易，养起来难，买车（牲口）160多两，养车是300多两，一倍多。

    挺怪的是不，大清副部长级，还骑驴骑骡子上班？没配公车么？大清朝廷真可点赞啊。且慢动您金手指。大清确是不给官员配公车的，但大清给政策，给养廉银。工资不高，养廉银相当高。地方要员不说了，他们那里养廉银外，还有种种陋规，征税中的“火耗”也可捞一把。京官穷些，不过地方官有各种孝敬，收入甚丰；京官也有养廉银啊，乾隆十四年（1749）下发文件：“吏、礼二部堂司各官，向未议养廉，着加恩于三库饭银盈余数内，各赏给银一万两，分赡养廉。”一万两银子，少说相当如今四百万，羡煞人。

    四百万在京都或还真不能好活，单是住房一项，会让人吃紧。不过其时京都，住房开支算大，好在其时观念蛮新，官人都没怎么想一定得买房，租房很好。租房真挺好。曾国藩当副部长，年俸155两；加恩俸和禄米，一年在510多；另外还有说话补贴（时称饭银），每年100两；不算养廉银，也是年薪七八百两了。曾国藩在京都，搬家八次，都是租的，租金都不算高。比如他曾在绳匠胡同租房，每月二十千文，贵是不是？不贵，“屋甚好，共十八间……此房房屋爽垲，气象宽敞”，非地下室，算别墅。道光二十年，曾国藩升翰林院侍讲，他又另外租房了，“有房屋二十八间，月租三十千文”，且，“极为宽敞”，算起来年租多少，251两，是其年正当收入的三分之一吧，比例确乎有点高，可是他还有那高的养廉银啊。

    曾国藩收入不错，可是日子还真过得不算太好。原因是，古之官人，一个工作，全家跟着。一个家庭十几几十口人，都靠其一个人吃饭；朝廷打了养廉银算盘后，其他什么事都不管了，包括请秘书，包括买车子，包括请司机，包括请勤务员，江山一笼统，账都打在其中；外地亲朋如今大抽风，也无公款吃喝一说，都是自己买单。这么一算，那钱还真不够用，李慈铭常叫苦，他每月都当“半月光族”——工资发后半个月，便得典衣服典书画典老婆嫁奁度日——一半是矫情，一半是实情。

    实话实说，京官有那多工资福利，过平常日子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们都不想过家常生活，总是要摆威风，讲排场。李慈铭叫苦典当度日，却也见他天天上馆子，去夜总会，甚“聚宾堂”，甚“万福居”，甚“便宜坊”——便宜坊不便宜。京都有位吏部尚书陈宏谋，跟着他吃饭者，“食口六十，用度艰难”。爷娘子孙加起来，会有那么多？想来，虽无蔡京包子班编制（蔡京家，作包子分工相当细，其中专有工种“缕葱丝者”），但秘书、丫鬟、苍头、保镖，至少是双配置吧，说不定其司机，编制是一个司机班。

    曾国藩日子过得算好，一大原因是不太讲排场。不太讲排场？排场也是讲一点。曾国藩住房一次比一次敞亮，一则官越当越大了，二则人口越来越多了；三则脸面越来越讲了。别的不说，他家私家车有三台，加上驴子骡子代步车，家里交通工具真不少。人口多是事实，没排场成分？老婆一台，老公一台，儿女一人两三台，富家车子多又多，恐怕其中超出实用者蛮多。

    曾国藩交通工具来源者二，一是自家买的，二是别人送的（公家分配是没有的）。比如他买了一头驴子，赵炳坤又送了他一头；曾国藩一台水车，一台蓝呢车，来历如何，无考。估计是自家买的，而其绿呢车呢，确定是人家送的。曾国藩一路高升，升到可以配置绿呢车了（大清有点耍流氓，你又不分配，管什么车型号车档次啊），而他仍然是坐他的蓝呢车（估计是相当蓝领车）。他自己不觉得掉格，同僚觉得掉份哪，“季仙九先生放山西巡抚，送我绿呢车，现尚未乘，拟待一二年后再换”。这话想来不是作秀——他不是发往报官之新闻通稿，是道光二十九（1849）六月初一，写给自己家人的家书。

    曾国藩有高级轿车不坐，坐大众车，获赞不少，“他虽然权倾朝野，但简朴自律，自己一再缓坐绿呢轿”，这“实殊不易，无疑给后世留下了一面镜子”。不坐高档车，就获此大佳话，源自曾国藩高品质？估计误矣。这般佳话，估计来自于坏话太多吧。内阁学士尹壮图之爹，与儿子在一个单位上班，“与阁学同期，父子同直”，他俩作了一件平常事，就是同一辆车上下班，“常共载一车”，就这事，诸城刘文清公常叹曰：“尹舍人可谓以清白遗子孙矣。”不往社会效益之环保上扯，尹氏父子同一辆车，省油省司机，还加强了亲情力度，怎么就可以获取“清白遗子孙”大佳话呢？无他，是当时讲排场，摆威风之官人太多。官场坏话太多。

    曾国藩不坐绿呢车，从经济上来说，确乎是省钱的。蓝呢车二人小轿，绿呢车四人大轿了吧，一下子就要增加两名司机开支。轿夫地位低，工资福利不能低。自然，很多人没钱也要打肿脸，住棚户区欠饭吃，不妨碍其买法国香水购会所美容卡；欠一屁股债，也不妨碍他到处借钱，要买现代买蓝鸟飙一飙车。曾国藩赢得了绿呢车资格，也有了绿呢车，他也不坐，还教育子女“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实在是把面子不太当回事的，排场观念有一点，不大。不有不行啊，排场文化那么盛行，谁挡得住？鬼怕车，人怕舌——人家舌头嚼多了，背心戳穿了，你不讲究吗？曾国藩私家车与其他人比，不多，与你我比，算多吧——也是人家嚼舌头嚼多了，他抵不住。不用买，他买了；不用买那么多，他买那么多了。

    高赞曾国藩缓坐绿呢车者，还忘了其车来历。它是山西巡抚送的呢，这不是受贿所得吗？曾国藩接受潜规则，是其时其理学没学好？曾国藩后来官当大了，若再有人送他绿呢车，他肯定拒绝，鲍超曾大包小包，送他礼包，曾公一一退回；当大官之曾国藩，很少见他收礼；当小官之曾国藩，常见他打秋风，常见他收受红包礼金。固然有大官收入高了，理学越学越好了，也要注意“影响”了；另有原因是，他不用靠排场来赢得尊严，赢得身份了——小官出行，不靠装备充脸，被人瞧不起；大官随时随地，都是别人恭敬如仪，越是低调，人越尊重——小官低调，人视低贱；高官低调，人视高尚。人情如此，叫人何不争着讲面子，讲排场？打肿脸也要充回胖子。

    曾国藩这些车，离京后，他做了处理：

    车三辆一大一小一水车，牲口三个，问西顺兴可收用否？约共值二百金。若萧家不要，或售与他人，不可太贱。大骡去年买时（托临川买的）去五十金，小黑骡最好，值七十金，马亦值四十金。与其太贱而售，不如送人（若价钱相安售亦可）。

    马系黎老伯借用，即可赠黎家。大方车或送罗椒生，或送朱久香皆可。此外二骡二车，请袁、毛、黎、袁诸老伯商量，应送何友即送之，骡子送杨临川一个亦可。

    曾国藩也是爱钱的，处理这些车子，想卖个好价格。曾公爱钱，却非钱痨，赚不了几个钱后，准备把车子都送人了——有些车包括牲口，是别人送他，他也送人，有些还有是自己买的，也送人，可见曾国藩要钱，也是要人品的——也可见曾国藩面子观，金钱观，与人品观，曾都有些问题，后来却多半被观念给矫正了——三观正确了，曾国藩也就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