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古圣先哲对于治国理政、法制建设进行了精辟的论证，显示了高度的理性法律思维和伟大的创造力，为世界法文化宝库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中之一就是认为推行法制不仅需要制定善法，而且还需要具有执法的良吏；片面的任法与片面的任人都不能带来法制的实施和国家的稳定；只有任法与任人(官)相统一才能充分发挥善法的价值，带来社会的安宁与国家的富强。

    孟子：“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例如，孟子主张：“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即是说，再好的法律也需要良吏去执行，否则等同于废纸。又如，主张“隆礼重法”“法者，治之端也”的荀子为了发挥法律的作用，充分论证了治人的必要性，他说：“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独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治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

    白居易：“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

    汉唐以来，严于执法之吏，不仅纠正了君主以臆违法的缺失，而且极大地增强了法律的权威，造就了难得的法制秩序，出现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盛世。例如，汉文帝时，廷尉张释之依法判处一名“犯跸”者罚金四两，文帝意欲重判，张释之义正辞严的谏诤，使文帝折服，肯定了其所断之刑，并赞许说：“廷尉当是也。”又如，贞观年间，唐太宗曾下令，凡诈冒资荫者，处死刑。不久，温州司户参军柳雄诈冒资荫事发，大理寺少卿戴胄却对其判处流刑。结果，太宗非但没有责怪戴胄，反而褒奖他说：“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在唐太宗的影响下，贞观一朝形成了以求实务实相标榜的政治风气。

    唐德宗时，政治生态已经每况愈下，朝堂上“小人多，君子少”，法纪败坏，奸吏迭出。此时，法虽为旧时良法，但执法之吏却难称良吏。面对这样的现实，白居易在《论刑法之弊》一文中曾慨叹说：“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果没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一大批贤吏严于执法，《贞观律》也很难实施。

    王安石：“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

    北宋时期，著名思想家王安石一方面重视制定善法，他说：“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另一方面，为了发挥善法的治世之功，他在变法改革的实践中十分强调良吏执法的重要性。例如，他在《上时政书》中充分论证了“众建贤才”与“大明法度”之间的逻辑关系。他将国家比喻为“大器”，为了治理国家，“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贤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岁月，则幸或可以无他，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他以五代时期晋、梁、唐三帝不重法制、不任贤才，以致“灾稔祸变”为例，建议皇帝“以至诚询考而众建贤才，以至诚讲求而大明法度”。又如，他在《翰林学士除三司使》等文中明确提出“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等著名观点。这些论述，并非空穴来风，未尝不是他在变法改革中的切身感受。南宋时期，朱熹立足于地方官的施政经验，在《论治道》中阐述了他对任法与任人关系的认识。他说：“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个人，则法虽不善，亦占分数多了；若非其人，则有善法，亦何益于事!”他认为立法必有弊，要在得人，可以弥补法之弊。

    王夫之：“任法任人，皆言治也”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探讨了任法与任人的关系。他说：“法严而任宽仁之吏，则民重犯法，而多所矜全。法严而任鸷击之吏，则民轻犯法，而无辜者卒罹而不可治。”他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提出：“任法任人，皆言治也”，但“任人而废法……是治道之蠹也，非法而何以齐之?”在王夫之看来，法是人君制定的，人君依靠法律饬吏治、恤民隐。但是，他也反对只任法不任人，认为任法而废人也是“治之敝也”，“未足以治天下”。因为“律令繁，而狱吏得以缘饰以文其滥。……律之设也多门，于彼于此而皆可坐。意为轻重，贿为出入……辩莫能折，威莫能制也”，而且“法之立也有限，而人之犯也无方。以有限之法，尽无方之慝，是诚有所不能该矣”。结论就是任人与任法相结合，“择人而授以法，使之遵焉”，“进长者以司刑狱，而使守画一之法”，避免单纯任法与任人的弊病。王夫之的上述观点，剔除了某些思想家各执一端的偏见，也是就明末法制废弛、官吏贪暴的恶劣现实而发的，是抨击，也是矫弊；是对以往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期望。

    梁启超：“故法与人虽不可偏废，然有人而法自随之，其道为两得，徒法无人，并法亦不能以自存，其道为两丧也”

    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认为片面的任法与片面的任人都是有害的。他说：“任人不任法者，人无必得之券，则国无必治之符。所待之人未至，则国已先乱亡矣。任法不任人者，法固中材之所能守，而不必有所待。”他进一步论证说：“自近世法治人治之辨兴，于是始有持为政在法之说者。夫法之不善，则不足以维持国家于不敝，斯固然矣。顾苟有其人，则自能审度时势，以损益诸法而善用之；苟非其人，则虽尽取天下古今至善之法以著诸官府，其究也悉成具文，而弊之与法相缘者，且日出而不知所穷。故法与人虽不可偏废，然有人而法自随之，其道为两得，徒法无人，并法亦不能以自存，其道为两丧也。”在梁启超看来，任法与任人同等重要，二者具有统一性。良吏在执法过程中，只有审时度势，对诸法进行损益，并善用良法，才不会使善法沦为具文。

    李大钊：“宜取自用其才而能适法之人”

    五四运动时期，共产主义先驱者李大钊也阐述了任法与任人统一性问题。他说：“国之存亡，存于法……国而一日离于法，则丧厥权威”，但“若惩人治之弊，而专任法律，与监法治之弊，而纯恃英雄，厥失维均，未易轩轾”。他一方面强调“溯本穷源，以杀迷信人治之根性……盖此性不除终难以运用立宪政体于美满之境”，另一方面阐明“法律死物也，苟无人以持之，不能以自行”，故“宜取自用其才而能适法之人”。可见，任法为本，任人为用，本用结合，即是法与吏的统一。这是古人从实践中得来的一项重要经验。

    总之，任法与任人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治道”的重要一环，论者多矣。这里仅择要言之。“任法与任人相统一”这项从实践中得来的经验对后世起着悠久的警世作用。历史雄辩地证明，二者结合得好的王朝多为盛世，如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既有良法也有执法的贤吏。古人关于任法与任人相互关系的论断，可为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任务和培养法治人才提供史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