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报刊依托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印刷数量大，价格相对便宜，传播有力。因此，在清末民初，依托于报刊，结合学校和学会，出现了一批如梁启超、李大钊等年纪轻轻就名满天下的明星读书人。地方上的读书人基本未曾见过他们的真容，却通过报刊上的文字被他们的思考所吸引、为他们的理论所折服，常常想着去请教一个问题、作一番讨论。同时，又真切地感到全国各地都有和自己一样的读书人在做同样的事、思考同样的问题。这种由报刊开启的想象性联结，成为那个时代读书人交朋友的新底色

    海轮开通

    把人带出去，把新知带进来

    1867年，日后成为一代经学大家的温州读书人孙诒让赴杭州参加乡试。

    这真是一段艰难的旅程！那时由温州到杭州，只有陆路可走，需要经过丽水、金华、兰溪一线漫漫的丘陵山川，走上十天半个月不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事。在这一路的漂泊中，他和同乡朋友结伴而行，偶尔还会遇上从浙江各地奔赴杭州的士子，在省城下榻的会馆和乡试的考场里也能碰见故雨新知，发榜高中后还会拥有一批同治六年丁卯科的“同年（科举考试同一批取中）”朋友。不过，这种传统朋友圈拓展的范围毕竟有限，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

    10年后，温州地区发生了一个当时并不起眼、现在看来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往宁波的海轮开通了。此后，温州读书人开启了朋友圈的革命。他们可以乘坐海轮开往宁波，由宁波去向上海，然后再从上海调转头去杭州参加乡试。1909年沪杭铁路开通后，这条路线更是变成了航运和铁路的联动，来去往复更加便捷。

    五口通商后，上海迅速发展为我国的金融、贸易、经济和航运中心，同时也成为当时最大的新文化生产和传播中心。几乎每一个来到上海的读书人都会感受到西人、西艺、西学带来的冲击，并在这种强烈的冲击下感受新潮、吸收新知、转换旧日的脑筋。由此，1893年从温州出发参加乡试的陈黻宸，其科举之路与孙诒让就大有不同。

    有了便利的海轮，陈黻宸和同科考试的温州读书人大多已不选择从陆路去杭州，因为乘坐轮船只需26个小时就能到达宁波，而“沉闷漫长的翻山越岭、车马劳顿，除了死顽固，可能没人再愿意了”。除了时间成本的考虑，陈黻宸等人读了一肚子四书五经，懂得了孔孟经典中的道理，却基本未离开过生活的那个乡土社会。这次出远门参加考试，他们第一次看到了巨大无比、浓烟滚滚的轮船，稍觉得洋人的“奇技淫巧”或许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到了宁波，他们还可以发现更多与惯常生活不一样的新元素。而当轮船从吴淞入港、进入上海租界时，“新风”更是会全方位地笼罩他们。陈黻宸等人看到的是“香车骏马、电灯如昼，摩击喧阗，真称鬼国”，更发现了上海坊间“多有有用之书，胜吾乡远甚”。这些“有用之书”绝大部分来自江南制造局，采用新的印刷技术，内容包括史志、政治、交涉、兵志、兵学、船类、学务、工程、农学、矿学、工艺、商学、格致、算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学、地学、医学、图学、地理等，五花八门，种类繁多。读了这些书，他们不禁会想和书的作者、译者乃至出版者交一个朋友。

    进入教堂和教会学校，他们又屡屡看到教士们展示的“神迹”。这些“神迹”实际上就是今日常见的入门级的物理实验、化学实验和生物实验，当时却为读书人打开了一扇通向新科技的大门。他们因为好奇而想去学习，因为渴望学习而跟上海洋场的读书人成了朋友。

    可见，海轮开通后的温州读书人，在去杭州参加古老科举考试之前先接受了一遍上海新潮的“洗礼”。“洗礼”过后，他们看世界、看国家、看自己的出发点都在悄然改变。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从上海出发，去北京参加会试乃至出国留学。由此，会与“变法”“维新”“改革”“革命”等关键词相联系，其朋友圈的革命将更加彻底。

    技术变迁不仅是能把人带出去，同时也能把新知带到以往所不能及的地方。1872年，《申报》创刊。1887年，不少温州读书人已经开始定期阅读《申报》。这相较不少其他地方早了好多年，原因在于当地新的交通环境。依托于海轮带来的新书报，地方读书人发展出了新的朋友圈。这一朋友圈将地方上提倡新学的人牢固结合在一起，成了有力量来影响地方社会的新学群体。

    那么，新学群体又是如何互动的呢？我们来看温州读书人张棡的日记，里面记载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二十六日这一天的情况。那天对温州瑞安的新学群体来说是个“大日子”，因为盼望多时的招商局海轮到了温州，正和信局的人带着新书报乘这趟船从上海回来了。他给张棡捎来了《新民丛报》第三、五、六、七号、《政艺通报》第六号和四月份的《中外日报》。看到久盼的报纸，张棡“欣慰之至”。当天下午，他的新学同好余崧舫、项紉秋等闻讯来到张棡家看新书报，“均赞叹不已”。

    这样以托购、聚看、借阅、交换新书报来交朋友的情形，在张棡日记中屡屡出现。同年五月十二日下午，张棡内兄林骏家的工人依常例给他送来正和信局寄来的　《新民丛报》《政艺通报》《中外日报》　和　《同文沪报》。收到书报，张棡马不停蹄地写了三封信：一封回复林骏；一封给正和信局并附买报款四元；　还有一封交庆元银楼老板石品南，因为这家银楼除了售卖首饰外，还是新书报的代办处和销售地。张棡等每次进城，银楼就是地方新学群体重要的聚会地点。张棡在寄信之余，还没忘记给林骏带一部中版《日本国志》，因为这位内兄已经拜托他寻觅此书很久了。

    报纸、学校和学会

    塑造读书人“想象的共同体”

    对清末民初读书人来说，交朋友的重要时间节点或许并不在1840年，也不在1911年，而在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之后。

    甲午战争的失败相较前几次战争的失败，对中国读书人的刺激尤大，因为输给了大伙原本并不放在眼里的日本。读书人痛定思痛，开始思考失败的原因。他们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智未开”，遂有人开始全力以赴办报刊、建学校和开学会。在此背景下，这三种人交朋友的新空间急剧扩大。

    根据思想史家张灏的研究，1895年前中国报刊大概在15家左右；1895年至1898年间，数目增加到60家；1913年是487家。“五四”时期数量更为激增，《中国年鉴》的估计是840家，《申报》认为有1134家，美国人伍德布里奇在《中国百科全书》给出的数字是2000家。

    在学校数量上，从1895年到上世纪20年代，全国共设立87所大专院校。在这些大专院校中，有21所公私立大学，包括北大、清华、燕京、东南诸大学。在中小学的数量上，1910年除教会和私人设立者外，全国学堂已有42444所、学生1270428人。到1914年，学堂数增至108448所，学生增至3643206人。

    从学会看，从1895到1898年，初步统计约有76个学会组织。此后虽因资料缺乏，难以确计，但从许多零碎的报道可以推想这种结社是相当普遍的。

    这些新空间的增长，对于读书人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

    一个是塑造了“想象的共同体”。在明清时代，读书人的社会上升有一定的机制。首先，科举之路顺畅，斩获不低的功名；其次，要有拿得出手的文章和诗作；最后，要在各种诗酒饮乐、品鉴书画的场合表现出与群体相匹配的才华。这些机制不仅门槛高，而且传播力有限。

    以文章和诗作为例，明清时代一个读书人编辑文集，刻上几百部已是了不得的事情，成本也相当高昂，以致读书人常常无力刻书。即使刻了也流传不广，轻易湮没。近代报刊出现之后，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因为近代报刊依托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印刷数量大，价格相对便宜，传播有力。因此，在清末民初，依托于报刊，结合学校和学会，出现了一批如梁启超、李大钊等年纪轻轻就已名满天下的明星读书人。地方上的读书人基本未曾见过他们的真容，却通过报刊上的文字被他们的思考所吸引、为他们的理论所折服，常常想着去请教一个问题、作一番讨论。同时，又真切地感到全国各地都有和自己一样的读书人在做同样的事、思考同样的问题。这种由报刊开启的想象性联结，成为那个时代读书人交朋友的新底色。

    另一个是进入这些新空间的读书人，其日常生活的世界发生了巨大改变。因为清末民初的报刊、学校和学会基本在大城市，特别集中在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因而那些从乡村、小城镇来的青年面对的是一个从未接触过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没有家族的规矩、父母的管束，故周作人离开绍兴来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就可以半夜就寝，睡到日上三竿，不去上课。每日不读课本，读的都是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以及鲁迅从日本寄来和他自己在南京城中找来的“禁书”。

    在这个新世界里，读书人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新人物，囫囵吞枣了形形色色的新思想，开始做起了以往读书人不曾梦见的激烈行动。在这个新世界里，他们中的一部分借助学校、报刊、学会提升了地位，获得了名声，几乎有一言而“搅动天下试听”的力量，却慢慢发觉自己正在脱离与中国社会的有机联系，成了漂浮在城市里一群自说自话、自成群类的人。

    为何建“朋友圈”

    不是吃喝玩乐，而是救国济世

    清末民初的中国，是一个“打了大败仗、发生了大崩溃”的时代。1903年，鲁迅在《自题小像》中说“灵台无计逃神矢”，刻画的就是当时读书人无比沉痛又难觅出路的复杂心情。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救国”成了时代主题，也成为读书人为何交朋友的理由。

    有人说：“自入学之日，此身即非我所有，非父母有，非兄弟妻子有，直认为四万万同胞所离割，所牺牲之身，是以处亡决之世，存救亡之心，苦心热血，可盟天地而泣鬼神。”正是这种“此身非我所有”而为“国家所有”的信念，推动着大批读书人脱离优裕的生活环境，投入到革命救国的进程中去。这从当时读书人社团的名称就可见一斑，如自治会、爱国会、誓死会、开知会、易知会、演说会、公强会、研究会、铁血会、联合会等。这些名目无关风花雪月，也无关饮食男女，有的是因国难而奋起，因奋起而联结的慷慨和激昂，足见时代塑造青年、青年影响时代的风貌与精神。

    不过，“救国”成为清末民初读书人交朋友的一大理由，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倡导当时欧美式凌驾他国、凌夷他种、弱肉强食的“狭隘国家主义”。他们倡导的是“世界的国家主义”，也因此而交上了更多的朋友。1921年1月1日，“五四”时期最著名的学会——新民学会里的长沙友人召开新年大会。这场大会不是吃喝玩乐，而是操办“思想的嘉年华”，讨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学会方针以及改造的方法、目的等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讨论中提出要“改造中国于世界”，因为“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

    这证明，即使在国势最为黑暗沉沦的时代，中国读书人中的先进分子对于交朋友之后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都有着相当清晰的认识。所谓“改造中国于世界”当然说的是“救国”，但同时说的也是“济世”。这种救国济世的情怀，一面脱胎于我们的传统中，中国读书人从来就是在天下的范围里思考国家，在世界的范围内定位中华；另一方面来自于清末民初读书人面对舶来的林林总总的思想和主义进行的持续而深入的思考，最终发展构建出一条既有自身文明特性又重视“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