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的家庭出身不好，虽说做了主抓乡村治安的亭长，但仍是草根一个，甚至还有些泼皮无赖。但正因为这样，刘邦的交友面比较广，处世姿态比较低，与各阶层各团体都能玩得开。屠夫樊哙、监狱看守曹参、县府科员萧何都与他热乎得不可开交，他们是刘邦得以发家的核心力量。

    随着事业的不断拓展，刘邦陆续吸纳了更多的人才，尤其是儒家知识分子张良、郦食其的加盟，使刘家军由单一的军事团体逐渐发展为复合的军事政治集团——刘邦集团。但即使这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别说是项氏集团了，就连极其平常的“五国诸侯”（齐、赵、魏、韩、燕）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在规划与秦军决战的巨鹿战役时，各方英豪基本没有把刘邦集团考虑进去。

    虽然大家作出了“谁先入咸阳就坐秦王”的承诺，但根本就没想过刘邦能够趁虚而入并颠覆强秦，顶多只是把刘邦集团看成了骚扰秦军后方的敌后游击队。这个时候，刘邦集团不得不依附于项家的楚军集团，非常低调地打着“楚家军”的旗号。对此，后世很多人都认为刘邦运气好，捡了一个大便宜，竟然成了秦国覆亡的直接责任人。不过，如果认真审视刘邦集团的强军战略，就会清晰地看到，刘邦正是在“打游击”的这段日子实现了华丽转身，取得了质的飞跃。

    刘邦集团的人事编制虽隶属于项楚，但顶多算是楚军中的杂牌部队，属于被歧视、被边缘化的群体。毕竟刘家军来源于原楚国东北边境地区，并没有被看成是真正的楚人。正因如此，刘邦集团没有历史包袱，没有现实压力，自尊心极强的他们走出了一条具有“草根”特色的强军之路。

    而项羽率领的部队都是平民出身，虽处于社会底层，但并不弱势、不边缘化，是正规的农家子弟，清一色的楚国人，国仇家恨使他们走到了一块儿，他们只是想报仇。所以刚刚起事的时候，战斗力惊人，能够制造经典的“巨鹿之战”。但是当“亡秦”的目标一旦实现，他们立即变得“保守”起来，丧失了原先高昂的进取心和打拼欲。

    其他五国武装的构成状况和运作模式与项羽集团大体一致，所以在力量发展和战略目标上受到很大的影响。

    刘邦被封于汉中之后，更是大规模起用“边缘势力”，韩信就是在该时期被刘邦一手扶植起来的。韩信虽是个破落贵族，但其生活与要饭的没什么差别，他以楚国人的身份参加了“项家军”，但自我感觉并没有受到重用。现在受到了刘邦的破格提拔，韩信自然感激涕零。这样的人生经历，如此的知遇之恩，使得韩信具有更强的建功心和表现欲。结果不负众望，韩信妙计平三秦、奇招破魏赵，刘家军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集团。

    再后来，当军事上与项羽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刘邦相继与英布、彭越联合了起来。英布出身贫寒，原是被发配充军的人，秦末动乱时率领一伙人做了强盗。彭越渔夫出身，也是趁乱世同一帮弟兄入山做了大王。两人虽都出身于楚国故地，但都是没有背景的草根男，是靠自己发动基层群众（尤其是流民)一步步壮大的。刘邦利用此点，与他们进行了“边边联合”，从而为最终打败项羽奠定了坚实基础。

    刘邦确实有独到的战略眼光，他巧妙地利用与原关东六国没有渊源的民间新部队，从而拥有庞大的战斗资源：我不做皇帝，也不当你们的老板，我们一起打天下、分天下。这些边缘化的新生力量是一批没有后顾之忧的人，但他们极其愿意为了“未来”而战，因而具有创造性的力量。刘邦拉拢了原本不是“朋友”的人，甚至拉拢了军事上的竞争对手，这不仅是一个应急的军事借力策略，更是一种有效的资源整合战略。战略整合的作用是巨大的，这是刘邦打败项羽的关键因素。

    反观项羽，他基本上没有什么盟友，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愈加孤立。项羽把六国后裔故吏分封于中原大地，目的就是要他们互相攻伐、相互侵扰，以坐收渔翁之利。不过，项羽的规划亦在无形中契合了刘邦的打算，帮刘邦减轻了不小压力。随着楚汉战争的持续进行，楚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差。一曲再普通不过的“楚歌”竟令楚军军心彻底瓦解，足以证明项羽集团成分的单一和观念的“保守”所带来的毁灭性恶果。

    其实，“边缘势力”也是一个复杂群体，他们的观念不尽一致，目标不尽相同，但在一致对敌的情况下，“个人理想”所产生的动力足以压倒一切。不过，他们毕竟是临时的合作者，这意味着刘邦与“合作者”的冲突不可避免。在消灭项羽集团后，刘邦相继除掉英布、彭越、韩信等人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