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一词具备了多重道德内涵，常与高尚的品德、良好的修养、端正的言行等含义直接相关。而事实上，“君子”最初只用以指代人物的社会地位，并不具备道德素养的要求。其道德内涵的确立，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著述。

    本义：身份地位的称谓

    《说文》释“君”为“尊”，意味着崇高的社会地位。“子”是先秦对男性的称呼。因此，“君子”原指地位尊贵的男子。甲骨文中未见关于“君子”的记载，西周时期的《尚书》中首次提到“君子”，指具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易经》中“君子”一词共出现20处，皆用来指称奴隶主。“君子”的使用频率在《诗经》里明显增多，共183例，除了少量作为女子对丈夫或情人的称谓外，主要用以指代奴隶主贵族。

    然而，因为“君子”往往指身居高位者，所以常与一定的道德素质要求相联系，例如《尚书·无逸》要求君子“无逸”，不能贪图安逸。《诗经·淇奥》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描述君子的才能与品质。当然，这种联系是比较松散、不固定的，所以《诗经》中也有不少诗句用“君子”来指称品行恶劣的奴隶主贵族，如《诗经·伐檀》的“彼君子兮，不素食兮”，《诗经·雨无正》的“凡百君子，各敬尔身”等。

    总体而言，西周时期的“君子”通常是身份地位的标志，尚未发展出系统的道德内涵。

    沿袭：地位内涵的淡化

    春秋战国时期，“君子”不再单纯作为社会地位的象征，更是德行的体现与表达。当然，仍有部分“君子”的使用沿袭了先前的用法，指具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例如《道德经》26章“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31章“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这两处提到“君子”，应指在军队中担任一定职位的官员。而道家另一部重要典籍《庄子》中有36处对“君子”的论述，其中与社会地位直接相关的只有《庄子·在宥》“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一句，指出“君子”如果不得已需要治理天下的话，那就“莫若无为”，让一切顺其自然。墨家典籍《墨子》中“君子”共出现115处，仅四分之一的“君子”具有社会地位内涵。儒家代表作《论语》中，仅10余处含有“君子”的论述明确用以指代社会地位。如《子张》“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说明“君子”从事的是远大的事业而不是小技艺；“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既要管理百姓，又要“信而后谏”，劝诫统治者。

    延伸：道德内涵的确立

    如前所述，尽管“君子”仍用以指代男子的社会地位，但这一用法已逐渐为道德内涵所取代。需要注意的是，各家学说对“君子”的道德标准要求并不一致，其构建的“君子”形象也存在较大的差别。

    1.《论语》

    《论语》中包含了大量对“君子”的描述，分别从仁、义、礼三个方面勾勒出一个体系相对完整的“君子”道德范式。

    仁是“君子”的信仰。《里仁》中提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仁是“君子”一言一行都必须遵守的信条。如果去掉仁，“君子”便不能成为真正的“君子”。“冒昧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不能因为外在环境而改变。《颜渊》里对仁的定义是：“克己复礼为仁。”并且清楚地揭示了儒家理想的终极目标是“天下归仁”。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则是“笃于亲”，因为孝顺长辈、友爱兄弟是仁德的根本，“君子”以此为本，方能“本立而道生”。

    义代表了“君子”的价值取向。义往往与利对举，代表两种迥然的价值维度。正如《里仁》所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义的不同选择，将“君子”与一般人区别开来。“君子”在选择道义的同时，一方面需要将其推而广之，即“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另一方面则要处理好勇与义的关系，因为“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君子应遵循正确的价值取向，否则容易走上歧途。

    “君子”立身处世的原则在于礼。《雍也》称君子“博学于文”，首先要做到知识广博，然后“约之以礼”，借助礼法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不会有违正道。《卫灵公》也用“礼以行之”来要求“君子”，认为“君子”言行必须严格按照礼法进行。《季氏》与《尧曰》反复强调礼是“君子”安身立命的言行规范，因为“不学礼”与“不知礼”，最终都“无以立也”。

    2.《墨子》

    相较于《论语》，《墨子》里“君子”的道德标准更近似于零散的“点”的要求，包含行义、兼爱、无斗等多个方面。例如《亲士》指出：“君子自难而易彼”，“君子”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君子”志向坚定，无论处于顺境和逆境都不会改变初衷。《耕柱》称“君子无斗”，认为君子应胸怀宽广，与人和睦相处。在《修身》篇里，墨子指出“君子”必须具备廉洁、道义、仁爱、怜悯这四种品质。此外，“君子”还应该做到兼相爱、交相利、明天志、敬鬼神、弃礼乐等。

    3.《庄子》

    庄子认为儒家学说中对“君子”的道德要求违背了人的本性，所以即使像曾参等人那样精通仁义，也“非吾所谓臧也”，不是庄子心中的理想人格。如伯夷那样为了贤名而死，则更是为庄子所诟病。《骈拇》里说：“天下尽殉也。”为了仁义而死的“君子”，与为财物而死的大盗并没有本质的差别，都是为了满足欲望而伤害生命，因此不值得效仿。同样，遵循礼法也是对大道的背离。《大宗师》中提到道家和儒家对丧礼的不同态度：孟子反、子琴张在好友死后唱歌，子贡诘难这种行为不合礼制，却遭到二人的嘲笑：“是恶知礼意！”“君子”严格遵守世俗的礼法制度，按照规则处理丧事，意味着失去了人的本真。

    《在宥》一文里描述了庄子对“君子”的设想：“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希望君子能够不显露才华与智慧，行事合乎天理，对待外物如同烟尘一般自由自在。这种合于道而不拘于仁义，顺应自然、保全本性的品质，是庄子对“君子”理想人格的最高期待。

    整体而言，西周时期的“君子”主要用以指称男子的身份地位，而具备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往往承担相应的社会职责，因此人们对其道德品质会有所要求。这种地位和品行之间松散的联系，在诸子著述中逐步变得紧密。尽管不同学派对“君子”的认知不尽一致，甚至相互矛盾，但正是因为诸子学说的关注、讨论与阐释，“君子”一词的道德内涵才得以构建完善并最终确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