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传入我国，与之相“匹配”的寺庙便如雨后春笋出现在中原大地。“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的边塞虽不受佛家青睐，但“南控江淮，北连朔漠”的“先天优势”，却自古就为兵家所垂青。关城处处，狼烟腾腾，人们对生的向往以及对死的恐惧，无形中架起了寺庙走进关城的桥梁。在关城附近筑寺建庙，给军人以精神慰藉，予边民以思想教化，成为统治者在意识领域安定边民、稳固边疆的“手段”之一。

    坐落于南口镇花塔村北、龙凤山南麓台地上的和平寺就是这样的产物。与众不同的是，凭借“敕赐”身份，其社会地位迅即“扶摇直上九万里”。何谓“敕”？释义为帝王的诏书、命令。敕建，即为皇帝亲自批准，并由国家出资建造的寺庙。而敕建和平寺的，正是开创了唐朝“贞观之治”的一代明主——唐太宗李世民。

    虽然和平寺始建于唐朝，却成规模于清代中叶。寺庙原有东、西两路建筑，面积达1500平方米。如今，西路建筑已“销声匿迹”，唯东路建筑独领风骚。

    立国·征战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佛家讲因果业报，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此，想知道敕建和平寺的唐朝天子有多渴望和平，就有必要了解隋唐时期在京郊大地上曾经燃起过多少战火。

    自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杨坚对居于东北的高句丽实施打击开始，至大业十年（614年）十月，隋炀帝杨广第三次讨伐高句丽返回西京长安止，“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后汉书》卷85《东夷传·高句骊》）的高句丽就始终处于“负隅顽抗”状态。不甘心就此罢兵的隋炀帝遂先后三次调集全国军队于涿郡（今北京），对其实施大规模征讨。然而，穷兵黩武造成的民不聊生，不仅未能使他人臣服，反而加速了自己走向灭亡的步伐。

    如果有幸听过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隋唐演义》，就不会对秦琼、徐懋功、程咬金等等反隋人物陌生，也就会对隋末唐初的动荡局势有所了解。但历史毕竟不同于小说，现实也远非想象。繁重、无休止的徭役与兵役，使得隋朝四野群雄逐鹿、豪杰并起。即便有着“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表亲关系，太原留守李渊也义无反顾地举起了反隋大旗。大业十四年（618年），李渊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虽然此时的唐朝疆域十分狭小，仅占有关中（今陕西）及河东（今山西）一隅，但踌躇满志的唐高祖李渊却并不气馁，他采取“先固关中，东攻中原，再平江南”的策略，并充分调动诸如其次子——秦王李世民等能征善战者的“特长”，誓将统一大业进行到底。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且不表各割据势力是何等的“桀骜不驯”，仅是隋朝遗留的“历史问题”，就已令唐高祖李渊头疼不已。单拿立国于552年的东突厥汗国来说，隋朝时其就时常骚扰边境，使得隋王朝只得采取和亲政策处之。一旦唐灭隋朝，兵强马壮的颉利可汗即在其妻——原隋朝和亲者义成公主的怂恿下，叫嚣着伐唐复隋。

    “国家未安，百姓未富”的唐初景象，迫使刚刚登上王位的唐朝统治者不得不委屈求全，采用“破财免灾”的方法解除来自北方的威胁。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到李世民登基称帝，继而开创“贞观之治”之盛景，其伺机剪灭东突厥这个安全隐患的念头便一发不可收拾。不久，机会便送上门来。贞观二年（628年）夏，突厥内部因征兵问题发生内讧，主管契丹、靺鞨、奚等部的突利可汗向唐太宗上表请求入朝，共伐颉利可汗。

    机不可失。在兵部尚书李靖的统领下，十余万人的唐朝军队浩浩荡荡向颉利可汗的王庭挺进。眼看大军压境，走投无路的颉利可汗只好向唐朝投降。兵不血刃即成效显著，唐太宗李世民自然喜不自禁，他不仅礼遇到长安请罪的颉利可汗，而且对于降唐的十余万突厥人，他也是厚爱有加。关于他们的安置问题，唐太宗采用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由此，在东起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西至灵州（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的漫长“安置线”上，突厥人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

    就在唐朝接二连三攻灭东突厥汗国、吐谷浑汗国、西域诸国，唐太宗被其尊为“天可汗”之时，贞观十七年（643年），地处东北部的新罗遣使入朝，“状告”高句丽图谋断绝其通往唐朝的道路。

    将“尊祖崇道”奉为国策的唐太宗，自然不会上来就动粗，他更希望通过外交斡旋解决双方争端，于是遣使高句丽。无奈“不识相”的高句丽在权臣泉盖苏文的干预下，竟然对此置若罔闻。

    先礼后兵。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唐太宗李世民率六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高句丽。不过，虽然“北伐”师出有名，但“劳师袭远”却历来为兵家大忌。更何况，以逸待劳的高句丽常备军还多达六十万之众？因此，唐军虽屡有大胜，但终因“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占优势而班师。总章元年（668年），唐灭高句丽，并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自此，隋唐两朝对高句丽的战争才画上圆满的句号。

    “唐五代时期，昌平是抵御突厥及东北蕃族的军事要地，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场所，大量游牧民族迁入昌平，逐步融入当地社会。”（《昌平简史》）而在历次人口迁徙大潮的推动下，如何安抚、教化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群，成为历代统治者不得不“细思量”的政治课题。在此背景下，于边塞地建寺立庙，则成为统治需要与民俗需求碰撞后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

    守关·建寺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直面“械斗”，慈眉善目的得道高僧往往会双手合十进行规劝。成佛即将私情升华为慈悲，私欲净化为智慧。透过历史的烟尘，我们似乎仍能看到，执着于此的唐玄奘仍踟躇在夕阳中的背影。而一部家喻户晓的《西游记》，在“捧红”唐僧师徒四人的同时，也让人们深刻感受到：唐朝天子是多么看重“弃恶从善”对其子民的教化作用。

    但，无形的理念总得需要有形的建筑加以承载，于是，寺庙的出现就变得顺理成章起来。而“孤城落日斗兵稀”的边塞，又确实不同于中原那般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由此也就决定了边地寺庙的最初兴起，大多依托于关城的存在。

    既如此，睿智的唐太宗为何要将寓意“和平”的寺庙建于一个既非关城、人口也不十分密集的地方呢？众说纷纭，但经得住推敲、又能与太宗皇帝“攀上”关系的却只有一个。

    相传，唐朝初年，隋朝残余势力仍不可小觑，双方间的“擦枪走火”事件也就时有发生。那年那月那一天，隋朝残兵偷袭驻守在白羊城的唐军，措手不及的唐守将想搬救兵，却苦于无人可突围报信。千钧一发之际，关城内一寺庙和尚将养在寺内的鸽子放飞。唐军根据鸽子带出的消息，解了关沟之围。捷报传回长安，唐太宗十分高兴，下诏在鸽子落脚的地方修筑寺庙，并赐名“敕赐和平寺”，令大将尉迟恭负责督造。

    至于为什么要“大材小用”地将骁勇善战的大将军尉迟恭派来督建一座小小的寺庙，圣意难解，局外人又如何得知呢？人们耳熟能详的，倒不乏君臣二人间的生死“交情”。

    北邙山力救李世民、大败单雄信、玄武门之变诛杀李元吉，是尉迟将军能够从唐王对手变为其“队友”，继而取得太宗皇帝高度信任的“基石”。而这其中，又尤以玄武门之变更为意义非凡。当时的秦王李世民应该比谁都更明白：这是一次性命攸关的“决杀”，或许更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但是，武德九年（626年），当太子李建成以突厥入侵乌城为借口、与齐王李元吉密谋借此杀掉威胁其东宫之位的李世民时，得到密报的他却纠结于兄弟之情，迟迟下不了先下手的决心。举棋不定之时，尉迟恭软硬兼施，终使其决定“以牙还牙”。

    从玄武门之变，到唐朝王权易手，尉迟恭可谓功不可没。但相较于军事成就的可圈可点，其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简单粗暴，却也着实让人捏一把汗。果然，在一次太宗皇帝召集的宴会上，因不满座次居于人下，尉迟将军竟将任城王李道宗打得差点失去一只眼睛。

    这不是给倡导包容的唐王朝脸上抹黑吗？假使让四方来朝的外国使节看到，岂不有辱唐人崇尚道德的“门风”？在《步辇图》中泰然自若的唐太宗不由得言辞犀利道：“我读《汉书》，发现汉高祖的功臣能够保全自己的很少，心里常常责怪高祖……但是你做了高官之后不断触犯国法，才明白韩信、彭越遭到杀戮，不是汉高祖的过失……”

    至于唐太宗令其督建和平寺是否有惩诫之意，或许尚待历史作进一步考证。

    拜庙·寻踪

    “欲无后悔须修己，各有前因莫羡人。”正在困惑，居于山腰的和平寺主殿为何不叫“大雄宝殿”而题名“大地金沙”时，猛一回头，竟与天王殿背后这副门楣高悬“回头是岸”的楹联撞了个正着。不觉哑然，红尘滚滚，人生何处不悔、不惑、不困顿呢？

    就是“朕以天下为家”，并深感“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的唐太宗李世民，也不敢妄称“人生无悔”。要不，他也不会自撰《帝范》，来自我总结理政经验、评述得失功过，并告诫“接班人”李治：“你应当以古代的圣哲贤王为师，像我这样，是绝对不能效法的……我自从登基以来，所犯过失是很多的。”

    “当～当～当”，浑厚的钟声在空中回荡。那就循着钟声，在秋日慵懒的暖阳中拜访一下这座千年古刹吧。

    “寺内原来有东、西两院。西院早就没有了，只剩下东院。”偶遇的法师眼中流露出一丝遗憾。

    而法师口中的东院，即为开篇提到的东路建筑的俗称。所有建筑依山就势、由低至高错落而成。三开门的山门伫立山脚，中间正门紧闭，门楣高悬“敕赐和平寺”。从敞开的东偏门进入，拾级而上，即是一个开阔平台，谓和平广场。登32级台阶，迎面为天王殿，与其站成一排的，殿东为药师殿，西为卧佛殿。刚向小院探头，即见右侧卧的大佛似知人来，已然外望。

    贴着天王殿西侧门向后转，即入一错落成高、低两层的长方形四合院。院子正中的台阶两侧，雌雄两棵千年银杏树遮天蔽日，令人顿觉森严。透过树叶间的缝隙，方能看到一块儿匾额高挂，匾额上题有“大地金沙”四个金色大字。上台阶至平台，一个供香客焚香的三足鼎正立门前，大殿南边分立两“侍卫”，延生殿居东，往生殿站西。

    向中央大殿看齐的，东为观音殿，西为弥勒殿。而大殿南边的两名“侍卫”，又恰如两道屏风将三个大殿分隔成三个既独立又相通的小院。延生殿背后，与观音殿相对的，是一间面积狭小的韦陀殿。沿韦陀殿东侧台阶往下，左转头即见伽蓝殿。伽蓝殿向西几米远，一口离地不足米数的大钟悬于一简易棚内。再向西，便是与伽蓝殿遥相呼应的祖师殿，殿前一棵向西偏斜的白皮松似一条卧龙昂首天际。圆形树池东侧有几级石阶，顺阶而上，迎面正对弥勒殿。殿西侧，是一座坐西朝东的龙王殿，一口残钟栖身其中。

    比残钟更古老的历史，给和平寺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还未从大雄宝殿与“大地金沙”的纠结中走出，刚跨进殿门，又看到了令人费解的一幕：人们习以为常的十八罗汉，为何到这里成了十九罗汉？不信？进门可向左瞧。西窗下那位倒坐的罗汉，真如传言那般，因急于赶来听佛祖讲经，举着钱还未来得及付就被佛祖点化？

    ……

    明媚的秋阳照进位于东院西侧的塔林。六座不同年代的佛塔错落其间，其中一座塔身为三层的白塔状如花开，甚为惹眼。据称，元代成村的花塔村即因此得名。

    温故而知新。古人尚知“和平”之贵，今人更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唯如此，方不辜负这个民富国强的美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