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佑七年（1062），包拯正在官衙处理政务，突然发病，回到家中病情已十分沉重。仁宗皇帝特派宦官前往赏赐良药，无奈无力回天，几天后包拯病逝。噩耗传来，许多正直的官员都痛哭流涕，仁宗帝亲自到包府吊唁，见到包拯家中一贫如洗，心中十分难过，特别关照要抚养好包拯的遗孤。京城的百姓更是伤心，街道上到处是一片哀悼叹息之声。第二年，包拯被葬于庐州合肥，并建包公祠。仁宗追任他为礼部尚书之官衔，并赐谥号“孝肃”。

    包拯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包公”、“包青天”等美称已成为百姓对于包拯的代名词。史书称赞包拯居家俭约，平生无私，憎恨贪污。晚年包拯立下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令人肃然起敬。

    皇佑二年（1050），包拯升任天章阁待制，在知谏院任谏官。作为一名谏官，包拯是有所取法的。他很崇拜唐代的魏征。魏征是唐初的开国功臣，他向唐太宗强调“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包拯在谏官任上，敢于直谏，不知忌讳，不避怨仇。被他弹劾的有皇亲国戚张尧佐、宰相宋痒、转运使王逵等人。

    嘉祐二年（1057），包拯任开封（今河南开封市）知府。开封府是当时的政治中心，皇帝一向把自己特别倚重的人派做开封府尹。开封府号称东京，是个十分繁华富庶的城市，经济发达，更是达官贵人和皇亲国戚聚集的地方，正因为如此，给开封府的治理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包拯治理开封府有自己的特点，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就连贵戚宦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包拯严厉约束属下官吏、衙役，不让府吏弄虚作假。其次，包拯执法如山，不避权贵，不讲情面。

    包拯是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为后世留下了不少动人的事迹

    北宋时东京有一条惠民河，又名蔡河，是向东京运送粮食和物资的重要航道。有一年连下了三天大雨，城内积水成灾。包拯见皇帝不问民情，便自己深入调查，发现城内积水，是被惠河两岸有权有势的人家修筑堤坝，把河面圈为自己的荷花池和养鱼塘，还建筑花园亭榭，致使河身越来越窄，有段地段甚至已经堵塞。一遇暴雨，河水猛涨，导致百姓的生命财产蒙受损失。包拯奏请仁宗皇帝疏浚惠民河，得到批准。包拯借此机会，拆掉了权贵们的荷塘及花园亭榭。包拯征调民夫，疏浚河道，为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

    包拯性格刚毅，以威严为治，不徇私情，开封府的百姓十分拥戴包拯。虽然他任开封府尹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人们却印象深刻。当时开封府立有一块题名碑，凡在开封府任过府尹的，都要在碑上镌刻姓名及任职时间。惟题名碑上包拯二字“为人所指，指痕甚深”，因为人们敬仰包拯，都在题名碑上抚摸指点一下。在整个北宋时代，不少著名人物都担任过开封府尹，但没有一个像包拯那样威名震动都下的。

    从古至今，只要提到包拯，给人的印象就是刚正不阿，清正廉明，断案公正，不畏强势。特别是包青天的三口铡刀，传颂着不少感人的故事，可谓威名远扬。但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除此之外，包拯还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

    包青天的卡通形象 京剧《赤桑镇》包拯的形象

    北宋时，契丹与西夏对北宋威胁严重，包拯对此十分关注，御史任上向仁宗帝提出了《论契丹事宜》疏，分析了契丹向南扩张的野心，提醒仁宗不要轻信“盟誓”。他引述《孙子兵法》说：“无恃之敌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也；无恃敌之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应该立足于有备无患，立足于自己不致被攻破。建议仁宗从将帅、士卒、粮草、警觉等方面入手。

    当时西夏与北宋交战，连获胜仗。北宋要求议和，西夏派来使者，提出很多过分的条件。开始北宋未予答应，庆历四年（1044），赵元昊再次派遣杨守素前来进行谈判。包拯又上了《论吴贼事宜》疏和《论杨守素》，指出西夏十分猖狂，讲和、赐帛、缯茶货也不能确保边关安宁，只有加强自己的实力，才能有效地抵御来犯之敌。

    庆历五年（1045），包拯被委派出使契丹，作庆贺正旦使。这是北宋当时与契丹之间派出的礼节性使节。北宋与契丹表面上平和，实际紧张。包拯所到之处不卑不亢，以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和利益为重，大义凌然。回国前夕，照例有契丹使者来送，这位使者煞有介事地对包拯说：“你们雄州（今河北雄县）的地方官新近在雄州城又开了个便门，诱使和接纳我们燕京（今北京西南）一带去的奸细，向他们探询我们朝廷的情况，各随事情的大小付给他们钱财，以此作为收买的手段。这样的事情对我们两国的关系是极不妥当的，请你们明察”。

    在封建社会，像包拯这样廉洁、正直的官吏并不多见

    很显然，这是一种挑衅，也是栽赃。包拯理直气壮地答道：“这件事没有任何凭证，假使我们雄州有意引诱、接纳奸细，自由正门可以出入，何必多此一举去开便门呢？假使州郡为出入方便而开创门户，也是一般的常事，根本扯不上两国的关系。再说我们经常叮咛边臣，大家处理事件都不会随便。相反，你们的臣僚近年来侵入大宋的北界，创城立寨，不知你们作何解释？两国有盟约在先，若要长期友好，就应严格遵守盟约，各保疆界”。一番话把契丹使者驳得无言以对。包拯出使契丹，深入其境，掌握了一些实际情况，返回后，接连向仁宗呈递两个奏疏，一疏论边将；一疏再论契丹。包拯认为，与契丹接界的河北沿边地方，其领兵的将帅，一定要经过精选。因为契丹步步紧逼，进攻时间不会太久，应该做好充分准备。尤其是代州（今山西代县），与契丹的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十分接近，道路又很平坦，是古今最难控制和防卫的地方。过去太宗皇帝曾派著名的骁将杨继业防守代州，杨业死后，派张齐贤接任。这说明太宗重视边防将帅，在选择上十分慎重。包拯认为，现在的北宋军队之所以腐败，主要是将帅无能，特别是边防的将帅，不是花花公子，就是臆惫老将，不能担当守边的重任。边帅要由有武艺才略之人担当。而当时朝廷委派的代州知府兼代州副部署郭承佑对军事一窍不通，就因为他是皇亲国戚，便被委以重任。包拯强烈要求罢免这种无能的将领。否则，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将后悔莫及。

    庆历六年（1046），包拯以三司户部判官出任京东转运使，后又改陕西转运使，转河北转运使，最后被提升为三司户部副使。包拯在赴任时上殿朝见仁宗皇帝，陈述筹置军粮的意见，认为河北田地受涝，百姓生活困难，而驻军饲养军马却占据肥沃之地，可以把这些地租给农民耕种，挪移军马。另外河北屯兵三十万，但储备军粮极少，希望朝廷从国库里拨支现钱，及时收罗，以充实储备；从江淮调拨到东京的粮食，也可支拨一部分，调往河北。最后，针对河北军粮开销实在过大的问提，包拯大胆提出挪移军队于山东、河南。他的这个方案，得到了仍宗皇帝的批准。

    皇佑四年（1052），包拯迁为高阳关路都部署安抚使知瀛洲（今河北河间），成为一位边帅，负起了军事上和行政上的责任。由此看来，包拯不仅是一位“青天大老爷”，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