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亲信能不能得罪？唐朝初年的刘文静，这个为唐高祖李渊开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大臣，用牺牲自己生命的代价，回答了这个问题。

    其实，刘文静原本是可以不死的，因为“文静初为纳言时，有诏以太原元谋立功，尚书令、秦王某，尚书左（右）仆射裴寂及文静，特恕二死”（《旧唐书·刘文静传》）。李世民和裴寂，一个是李渊之子，一个是李渊旧友，他们俩免死两次，不足为奇；刘文静与李渊非亲非友，他能获此殊荣，足见其功劳之大。

    刘文静生于568年，今江苏省徐州人，比李渊小两岁，比裴寂大两岁。隋朝末年，刘文静、裴寂、李渊三人均在太原任职，刘文静任晋阳令，裴寂任晋阳宫副监，李渊任太原留守。虽然同在太原，但三人关系生疏有别。大唐开国第一功臣，特赐免死两次，却第一个被皇帝杀死

    裴寂曾在宫廷任职，侍御史、驾部承务郎的官职虽然不高，但与官宦世家出身的京官唐公李渊关系不错，李渊赴任太原后，二人很快就成为密友，“高祖留守太原，与寂有旧，时加亲礼，每延之宴语，间以博奕，至于通宵连日，情忘厌倦”（《旧唐书·裴寂传》）。在此之前，裴寂还结识了一个朋友，即刘文静，“为晋阳令，遇裴寂为晋阳宫监，因而结友”（《旧唐书·刘文静传》）。

    李渊起事，有其自身的野心，有裴寂的煽风，但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刘文静。刘文静虽然是一介小吏，但“伟姿仪，有器干，倜傥多权略”，对时局的认识，对政治的分析，对时机的把握，远在裴寂和李渊之上，也胜李世民一筹。刘文静说动了李世民，李世民拉拢了裴寂，裴寂促成了李渊，难怪李世民后来分析李唐建立历程时认为，“文静义旗初起，先定非常之策”（《旧唐书·刘文静传》）。

    李唐建立后，李渊封赏了一批功臣，李世民封秦王、任尚书令，裴寂封魏国公、任尚书左仆射，刘文静任纳言，均颁赐免死金牌，免死二次；其他人员，如唐俭、殷开山等人免死一次。纳言，也就是侍中，地位低于尚书右仆射。李渊封赏不公，刘文静心里不痛快，更让刘文静憋屈的是，李渊认为裴寂是头功。

    李渊是这样评价和优待裴寂的，“高祖既受禅，谓寂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赐以服玩不可胜纪，仍诏尚食奉御，每日赐寂御膳。高祖视朝，必引与同坐，入阁则延之卧内，言无不从，呼为裴监而不名。当朝贵戚，亲礼莫与为比”（《旧唐书·裴寂传》）。刘文静的功劳，几乎全被裴寂冒领。出现这种情况，不外乎两个原因，其一，裴寂太自私，太无耻，比较小人，把刘文静的功劳拦在自己头上；其二，裴寂与李渊关系极好，李渊说谁是头功谁就是头功。大唐开国第一功臣，特赐免死两次，却第一个被皇帝杀死

    人不患贫，而患不公。刘文静是个直肠子，心中不平，表现在了脸上，也表现在了言行上，对裴寂极为不满，“文静自以才能干用在裴寂之右，又屡有军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议多相违戾，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由是与寂有隙。文静尝与其弟通直散骑常侍文起酣宴，出言怨望，拔刀击柱曰：必当斩裴寂耳”（《旧唐书·刘文静传》）。总之，刘文静跟裴寂的矛盾严重激化。

    刘文静自恃有功，且功劳太大，但他轻视了裴寂与李渊的私人关系。裴寂是李渊最信任的人，“高祖有所巡幸，必令居守。……又尝从容谓寂曰：……唯我与公，千载之后，无愧前修矣。……又为赵王元景聘寂女为妃”（《旧唐书·裴寂传》）。以刘文静的能量，跟裴寂争锋，就是跟李渊叫板，只能是自讨苦吃。

    刘文静或许认为，他跟裴寂的矛盾是私人问题和内部争斗，不涉及谋逆，有“特恕二死”的免死金牌在手，不会有问题。但是，裴寂很快就给李渊打了小报告，且添油加醋，上纲上线，把刘文静诬陷成了谋反罪。李渊本就站在裴寂这一方，对不自量力、不识时务的刘文静很反感，于是仅凭裴寂一面之词，就认定刘文静谋反。李世民全力营救无效，最终刘文静被杀，时年五十二岁。

    武德元年（618年）五月，刘文静被李渊“特恕二死”，武德二年（619年）十月，刘文静被李渊下令押赴刑场，前后不过一年半时间。刘文静是唐朝拥有免死金牌而被皇帝杀死的第一人。

    “高鸟逝，良弓藏，故不虚也”，这是刘文静临刑前的最后叹言，与八百年前的韩信遥相呼应。自古以来，有个性的功臣鲜有能自保者。刘文静之死，表面上看是得罪了小人，为裴寂谗言所致，其实李渊才是关键。刘文静有才有略，有胆有识，且功勋卓著，功高盖主，“高祖素疏忌之”（《旧唐书·刘文静传》）。

    在李唐初年的纷乱形势下，李渊以史为鉴，不可能不戴着有色眼镜看刘文静。如果刘文静老老实实，甘守寂寞，不得罪裴寂，不叫板李渊，保命没有问题。对李渊不满，大放厥词，对裴寂不满，酒后发飙，刘文静在政治上犯了大忌。于公于私，李渊必有行动。一旦与谋反沾上边，免死金牌管个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