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明清之际的褚人穫在中国小说史上，绝对不是泛泛之辈，通俗小说史里有他的地位，他的《隋唐演义》是流传最广的隋唐讲史作品；文言小说史里他也享有盛名，其《坚瓠集》是清初重要的文言小说集，却也得以令人一窥当年的各种“地图炮”……

    褚人穫（约1635-1719年），字稼轩、学稼，号石农，别号“长洲后进没世农夫”，亦称“鹤市石农”等。褚人穫其人出生在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长洲与吴两县都是明清时期有“人文渊薮”之称的苏州府附郭县，历史上长洲之地也属吴县，在唐时才分置长洲县，一直沿至明清， 1912年后又皆并入吴县，至于今天则并入了苏州市区。因此褚人穫与明末清初的著名苏州才子金圣叹实际又是老乡，也基本上算是同时代人（只不过金圣叹因“哭庙案”冤死）。

    褚人穫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其祖父辈都是读书人，他的父亲是一个老秀才，家学渊源相当深厚，“一门之内，少长皆有文端雅之士”。至于褚人穫，父亲为之取名“获”，有树人之意。他从小“博闻强记”、“湛于经术”、“才情博达”，而且性格颇为豪放。乾隆年间《长洲县志》载：《褚人穫》慷慨好施与，尝挟三百金从城南暮归，憩井亭。有夫妇对泣，询为官私责所迫，将鬻妻以偿。人穫倾橐与之，不足，复家取百金以满其数。晚岁检视，明乡里贷券数百纸，尽焚之”。以此观之，褚人穫一出手即“三百金”，数百张贷券一并焚之，倒是颇有战国时期冯驩（又作冯谖，孟尝君门客）之风。

    不过他在当时读书人的正途（科举）上却始终不顺。清初文人，“浙江三毛”之中的毛际可（1633-1708年），就感叹褚人穫“先生负隽才，历落不偶”——毕竟毛际可自己是顺治十五年进士，而只小了二岁的褚人穫却啥也不是。褚人穫本人也在一次次落第后变得意冷心灰，大约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前不久，他修筑了一座草堂，以“四雪”为草堂之名。从此他便过着以“书卷为益友，毛颖为健友，眼镜为朋友，草花为趣友。莫逆于心，无时不接也”的生活，追求“与二三知己，晨集清谈，焚香煮茗，或博或奕”这样清风明月式的闲居之乐。年过半百以后，褚人穫悔恨年轻时把大部份光阴花在科举上，而终至碌碌无为；到临老，才决定转入著书立说，希望通过这条路来为自己立名。

    他在晚年开始撰著《隋唐演义》，并以“四雪草堂”的名义出版。当然，隋唐之际的民间传说由来已久，当时也已经出现了好几种作品，因此褚人穫的《隋唐演义》可以说是一部“缀集成帙”的作品，有人统计在《隋唐演义》前六十六回中，共有35回袭用《隋史遗文》，占总数的53. 03%；有10回袭用《隋炀帝艳史》，占15. 15%；另有7回，则由二书的相关内容联缀而成，占10.6%，真正属于褚人穫新增的只占了五分之一强。但这本“复制+黏贴”的《隋唐演义》偏偏成为隋唐系列小说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其书后来居上之后，前代粗劣之作自然被取而代之，即使有传本存世，也极少流传。唯有《隋唐演义》流布至今，一直盛行不衰，而且影响所及，又产生了一批续书。

    相比几近妇孺皆知的《隋唐演义》，褚人穫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坚瓠集》的知名度就小得多，想来书名过于生僻，亦是一个重要原因。

    《坚瓠集》究竟缘何而命名？历来都有多种解读。瓠，形声，字从瓜，从夸，夸亦声。“夸”意为“虚空”。“瓜”与“夸”联合起来表示“虚空之瓜”，即短颈大腹的老熟葫芦。至于合“坚瓠”二字的本意，是坚硬如石、没有空心的葫芦。清人李炳曾经在引用俗语“中流失船，一瓠千金”后叙述他的看法，“夫瓠，腰舟也，佩服之以济川涉险，保无颠覆没溺之患”，故“挟腰舟以行其道”。《坚瓠集》“以诙谐醒世”即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而毛际可则认为《坚瓠集》“大旨主于维风教，示劝惩”。至于书名出处则在《庄子·逍遥游》中的“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无论如何，如此晦涩不明的书名恐怕也是那个时代的文人不得不在文字上处处留心的无奈之处，毕竟日后的“大清第一才子”纪晓岚，也只能搪塞“世间的道理与事情，都在古人的书中说尽，现在如再著述，仍然超不过古人的范围，又何必再多著述”，直到晚年才写了一部《阅微草堂笔记》以自娱了。

    与《阅微草堂笔记》类似，《坚瓠集》也是一部文言笔记小说。文言小说篇幅短小，内容精华，其“小”只是就内容而言。《坚瓠集》的大部分作品是用三言两语讲述一个故事，最后用一首诗词或几句格言点明主题，“虽属小言，而杂而不越。纤而不诡，笔歌墨舞。事足以垂鉴，语足以解颐，宜其引人入胜，令观之者应接不暇也。”这部书可以说是一炮而红，康熙朝翰林院侍读学士孙致弥就认为《坚瓠集》可与先贤所作相比，“信古传述”、“微言大义”堪比司马迁《史记》之功，“词旨雅驯”兼有刘义庆《世说新语》之长。

    褚人穫最初把文稿交给别的书坊主刻印。出乎意料的是，由于《坚瓠集》面向读者，又贴近大家的生活，“洛阳为之纸贵，不胫而走天下”，所以“索者日至”，“因之一刻再刻”，不得不交给多家书坊同时刻印；最后出现了“问继刻者甚殷，又从而续焉，续之未已又从而广焉”的局面。结果，《坚瓠集》首集成于1690 年，即褚人穫年已56岁时。由于太受欢迎，令褚人穫欲罢不能，几乎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出版续集，至1703年余集编成，共15集，66卷。其中正集有十集（指甲集、乙集、丁集、戊集、己集、庚集、辛集、壬集与癸集），各四卷；续集四卷；广集、补集、秘集各六卷；余集四卷。每卷最多79篇，最少54篇，多数61篇。

    《坚瓠集》内容丰富，涉及历代典制、风俗民情、神鬼怪异、名人事迹、历史掌故,乃至读书心得、诗文评论，尤以明清两代的琐闻遗事为主，“方言谚语，谑谈轶事，无不登载，以资赏识”。

    其中就有出之《坚瓠集》第二集，吃瓜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省地讳”。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神州大地幅员辽阔，一方水土一方人。不同的地域便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和性格特征，以致“各省皆有地讳”。在褚人穫笔下，明清之际五湖四海都有自己的绰号，譬如畿辅（北京附近）曰“响马（强盗）”；陕西则叫“豹”，这其实是当时甘肃地区（时属陕西）人的说法，“甘州人……谓陕以东人曰豹子”；山东曰“胯”，即“侉（子）”，指口音与本地不同的人，这个说法直到现代仍在安徽、江苏两省北部江淮官话与中原官话交界地区沿用。至于其他几个，“河南曰驴，江南曰水蟹，浙及徽州曰盐豆，江西曰腊鸡，四川曰鼠，湖广曰干鱼，两广曰蛇”等等，让读者感觉看上去是进了菜市场。

    其中有一些“地图炮”是有出处的。比如“腊鸡”的说法来自元代。当时南人在大都（今北京）跑关系求官，常以南方土产腊鸡作为礼物送人，后来这“腊鸡”便成了大都人口中南方人的浑号。不过，在元代南方各省人都被称作“腊鸡”，到了明代，就只有江西人独占这个绰号了。浙江人和邻近的皖南徽州人被称为“盐豆”则是用盐豆下饭，讽人节俭吝省。至于“四川曰老鼠”的理由就更加无厘头了，四川称为“蜀”，而“蜀”、“鼠”音近。另一些诨号则是连这样的谐音也找不到，如“福建曰癞”，实在有点匪夷所思，就像褚人穫所说的，“莫知所始如”。

    偏偏明朝官场的士大夫，对此种“地图炮”不以为忤，反而热衷于“各以讳相嘲”。比如成化年间（公元1465-公元1487年），陕西人杨鼎与福建人林聪坐在一起聊天。林聪说，“胡儿十岁能窥豹，以杨多须而年少”，嘲笑杨鼎这个“豹子”；杨鼎当即怼曰：“癞子三年不似人”。泌阳籍（今属河南驻马店）的大学士焦芳路过政见与之不合的李东阳（号西涯）宅邸，看到房檐下正晒着干鱼，便揶揄“晓日斜穿学士头”。按说李东阳其实出生在直隶顺天府，但焦芳这句话原是针对他的祖籍（湖广长沙府茶陵）而言，李东阳自然听出来者不善，这位大才子也不示弱，回答：“秋风正灌先生耳”——这是因为当时有谚语说是“秋风灌驴耳”。两位朝廷高官一来一去，真算得上是骂人不见脏字了。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年），权相严嵩（江西分宜人）有一次做寿，想攀老乡关系的江西士绅纷纷前来致贺。严嵩身材高大，站着接受诸绅“俯身趋谒”，结果引来高中玄“旁晲而笑”。严嵩问其原因，高中玄回答，突然想到了唐代韩愈的诗，“大鸡（指江西人严嵩）昂然来，小鸡（指江西众官绅）竦而待”。话音刚落，在场众人哄堂大笑。见微知著，以此可见，《坚瓠集》正是这样一部俗语与趣味并生，人物言语诙谐有趣，生活谐趣和讽刺意味共存，足以致乐的出色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