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和阅读线装古籍的乐趣很多，比如可以发现古书的本来面貌，订正今本的错误；还可以作为工艺品欣赏，或作为古董把玩以发思古之幽情等等。传世的古籍往往曾经众人之手，在漫长的岁月里留下某些阅读者的痕迹，例如印章、圈点、批校和题跋，本文主要谈谈题跋。

    题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比如较早以题跋为名流传的就有《东坡题跋》和《山谷题跋》，但其中绝大部分并非写在书上的文字，而是一种散文小品，可算作广义上的题跋。本文要谈的题跋，是指藏家或读者写在古籍上的杂记类文字，或可称之为狭义上的题跋。

    按内容来说，题跋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直接针对书籍本身的版本或者学术价值的，有时也有点考证或校勘的内容（但不同于批校）；二是有关于藏家或者阅读者是在什么情况下接触到本书的，比如何时何地得于某处，有的还要记录下购买价格。文学性再强一点的，有时还要发几句感慨，写下自己当时的心情，例如“得此大喜，灯下作跋”之类；第三类就比较杂了，诸如与此书有关的故事或阅读此书时的感叹等等，都可以归入这一类，而这第三种题跋也往往是最有趣味的。虽然可以这么大体分类，实际上不少题跋也兼有两类甚至三类的内容，不能截然分清。检点手边的藏书，找到一些实例。

    易顺鼎《乙亥丙子诗稿》一册，皆自湖南入京途中所作，写于“培芝书屋”红格稿纸上。此稿曾经郭嵩焘评点，樊增祥题跋。封面樊增祥题曰：

    卷首又题识曰：

    此所谓其才可及，其年不可及也。略加芟汰便可勒为一卷，次于初刻行稿之后。庚申二月廿三日增祥识。

    虽然字数不多，但既大略说明了书的内容（石甫少作），以及版本的特点（郭芸老阅），又对作品本身作出了评价。

    今按，易顺鼎实为清晚期一大家。他成名很早，时有神童之誉，而早期诗作多有散佚。此本诗稿就保存了不见于今本（比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整理本《琴志楼诗集》）的多首作品，而且可以订正后来编年时的某些错误。例如上古整理本“古意襄阳作”一首，列入丙子年所作中，实则原本共有四首，皆乙亥年作品，诗题亦为“古意”，并非作于襄阳。

    毕裕曾墨笔题记

    《杜诗集注》二十卷文集两卷，明万历三十年许自昌刻本。此书甚为流行，传世多见，不为难得。但此本为钱陆灿、毕裕曾、史一经、沈辛楣等清代名人递藏，全书复经钱陆灿和毕裕曾朱墨通批。卷首毕裕曾墨笔题记曰：

    湘灵钱先生名陆灿，乃牧斋尚书族子。论诗自立门户，并不依傍牧翁。此手批杜诗向藏常熟某氏，其家尚有宋板汉书，惜未得一观。书中硃字具系钱批。

    毕裕曾为毕沅侄，江苏太仓人，约活动于乾隆至道光年间，精金石文字，能诗文，曾佐毕沅编定《经训堂法书》。他交游甚广，与袁枚等人相友善。毕裕曾上距钱陆灿不过几十年，他的记录对我们了解这一部钱批本的流传当然是有价值的。而且此本朱批仅署名湘灵老人，有此毕跋可认定为钱陆灿手批无疑。书前护叶又有史一经两跋，其文曰：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秋九月购，二十九年乙酉冬十一月重加装钉，前后加衬纸各数番以防损坏，兼以备采录他书之用，后之观者幸勿剪去也。

    又曰：

    此毕氏晓山之藏书也。晓山殁不逾岁，其家皆孀寡女流，不知爱惜，书籍售于骨董家仅废纸直耳。余从骨董得其数十部，皆小帙，板亦无甚佳者。独此集有湘灵老人康熙二十年题字评点绝精，实堪珍爱，用特志其所得岁月于右。味古老人漫记。

    史一经抒发的，是藏书家永恒的感慨，人亡而书散。毕裕曾藏书在近些年的拍卖会上也曾出现过一些，比如项氏玉渊堂精刻本韦苏州集，而恰好也是史一经旧藏，估计就是他这次买到的“数十部”之一。通过此跋，可以了解一点毕氏旧藏流散的故事，以后如果研究江苏藏书史，或许不无参考价值。

    清光绪甲午影宋刻本《唐女郎鱼玄机诗》一册，陈作霖旧藏并题跋本。陈作霖为清末著名史学家，南京人，曾任奎光书院山长等，编写了多种地方史志著作。卷尾题跋曰：

    鱼玄机非淑女也。其吟咏之词见于全唐诗录，今乃有影宋之本，异矣！缪筱珊学士云光绪中元和江太史标为湖南学政，曾刊之。予盖以十铜钱得诸长沙书摊云。乙巳夏六月陈作霖识。

    鱼玄机由于大胆追求爱情，不为礼法所容，陈作霖说她“非淑女也”就是典型的一种传统观点。缪筱珊学士即清末著名学者缪荃孙。但这里没有说明的是，传世江刻鱼玄机诗集有两种，一刻于京师，一刻于长沙。有刻于京师牌记者流传甚罕，黄永年先生有《关于〈唐女郎鱼玄机诗〉》一文，就提到“尚未见过”这个刻于北京的单刻本。所谓刻于长沙者，就是第二年（光绪二十一年）江标刊刻的唐人五十家小集中的一种，但我颇疑心这两本其实不过是同版，收入《唐五十家小集》的鱼玄机诗用的可能就是这个京师旧版，只是换了个牌记。换句话说，有京师牌记的是初印本。《唐五十家小集》本流传较多，有机会当比对一番。

    买书多年，有时候也会遇到一部书虽然普普通通，题跋却情真意切，让人因之难以释手。现代北京藏书家于莲客名气不算太大，家藏精品却不少。八十年代初他去世后旧藏流入厂肆，陆续卖了二十多年，直到2000年左右，还常常在中国书店架上看到他的藏书，我也陆续买过几部。

    一次见到他旧藏的陈衍《石遗室诗话》，因为知道此书仅是一个民国排印本，并未留意。过了几天又去，此书仍在架上陈列，因为一时没有其他中意的旧本，就随手打开看看。没想到，翻到卷末，赫然发现一段极为动人的文字：

    此书已看过数遍。乙巳初夏，方悼亡，孤居养疴，取以破寂。见末卷之端泥水汙痕，尚系十载前亡妇昼寝以代枕头，醒后忘置架上，忽风雨骤至，破窗入室，此书遂被沾濡。物在人亡，曷胜悲悼！莲客扶病记。

    像这样的题跋实在很少有，可作一篇《项脊轩志》读。一部普普通通的排印本背后竟有这样的故事，看着题跋的文字和书上的水迹，仿佛能感到当年于莲客的悲伤与孤寂，我们和他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书籍经过题跋，就仿佛又拥有了一个灵魂，从此，书籍不再只是阅读的对象，也成为联系前人与我们的神奇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