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是一个伦理和法律纠缠在一起的社会问题。《资治通鉴》的开篇就讲了一个复仇的故事。智伯率韩、魏两家一起攻打赵襄子，没想到赵襄子说服韩、魏倒戈，反攻智伯，最终将智伯杀死，并灭了智氏一族。智伯的家臣豫让为了复仇，假扮成奴隶，潜入赵襄子家里，却被发现。赵襄子的左右要杀掉豫让，但赵襄子说：智伯一族都被杀光了，没有后人，而他要替智伯报仇，真是一个义士。今后我躲着他就是了。

    豫让却不死心，不惜在全身涂抹油漆、口里吞下煤炭，以改变相貌、声音，并乔装成乞丐，找机会报仇。他等赵襄子出行时，躲在桥下，准备行刺。谁知赵襄子的马突然惊跳起来，使得豫让又暴露了。豫让知道这一次不可能逃脱了，便对赵襄子说：希望你能完成我最后一个心愿，将你的衣服脱下来，让我刺穿，这样我也算替智伯报仇了。赵襄子答应了这个要求。豫让拔剑朝赵襄子的衣服连刺三剑后，就自杀了。

    从这段故事可以看出，当事人更多地是从伦理层面考虑和看待复仇问题的。真正从法律上明确禁止复仇的，应当是商鞅变法时制定的秦国法令。其中规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复仇属于私斗，当然要被禁止。这样的规定，在当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汉承秦制，在对待复仇问题上，也采取限制的态度：如果凶手已被依法制裁而亲属继续寻仇的话，复仇者要加罪处罚。

    虽然法律如此规定，但实际执行难免大打折扣，私下复仇的事件依然层出不穷。东汉章帝年间，某人因父亲被人侮辱，一怒之下当场将侮辱者杀死。皇帝知道此事后，下令免其死刑，从轻发落。后来以此案为判例，制定了“轻侮法”。但对这样的处理，尚书认为不妥。理由是，法律之所以规定复仇不能减罪，就是因为“相杀之路不可开”。故不久，“轻侮法”又遭废除。

    曹魏初年，曾明令禁止复仇：“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但到魏明帝制定魏律时，又对复仇问题作了变通处理：如果杀人后逃亡的，允许家人自行追杀；但如果遇到大赦或误相杀的，则不许复仇。此后，历朝历代也不断发布命令，禁止复仇。北魏时甚至曾下令：凡不听官府判决私下复仇的，要诛及宗族。北周时亦规定：“禁天下报仇，犯者以杀人论。”这反过来说明当时复仇行为还是相当普遍的。

    在集古代法律之大成的《唐律》中，对复仇问题不再专门加以规定。这意味着至少在法律上，对复仇行为是按照一般的杀人罪同等对待了。但细读下来，其中还是有两项与复仇相关的规定：一是“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折伤者，勿论；折伤者，减凡斗三等；至死者依常律”。这也就是说，对加害者当场反击的，只要不打死，都可以减轻甚至免于处罚。二是“祖父母、父母及夫为人所杀，私和者，流二千里”。意思是说，亲人被人所杀，私下和解也是犯罪行为。这反映出《唐律》在复仇问题上，依然陷入情与法的纠结而难以抉择。

    这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可以得到充分体现。武则天时，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徐元庆复仇案。徐元庆的父亲被县尉赵师韫所杀，徐元庆隐姓埋名，在驿站当个仆役，伺机复仇。后来，赵师韫当了御史，因公出差，恰好住在徐元庆服役的驿站。徐元庆抓住这个机会，杀死了赵师韫，然后投案自首。武则天将此案交大臣讨论。右拾遗陈子昂认为，依法应当将徐元庆处死，但依礼应当在处死徐元庆之后，替他立碑加以表彰。这一建议最终被采纳。但破解复仇这一难题，后世依然不时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