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关中国将建政治副中心的话题被炒得火热。所谓“政治副中心”，即古代的“陪都”。陪都的地位仅次于首都，古代如何选择陪都的？这里选几个典型朝代，来尝试解析一下。

    东西控制型“两京制”——

    两汉时期

    长安与洛阳的角色互转

    汉朝是刘姓王朝，有刘邦（高祖）建立的前汉和刘秀（光武帝）建立的后汉之分，后世史学家习惯将前汉称为“西汉”、后汉称为“东汉”，此叫法即因各自都城方位不同而来。

    公元前206年，刘邦受封“汉中王”。在“楚汉相争”中，刘邦打败了项羽，于公元前202年定鼎天下。当年2月28日，刘邦在山东定陶汜水之阳举行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初都洛阳，群臣拥护，认为“其固足可恃也”。

    但不久，刘邦改变了想法，将洛阳设为陪都，而定长安城为首都。原来，谋臣张良的分析起了决定作用。《汉书·张良传》记载，张良认为洛阳“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长安则“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到了建武元年（公元25年），洛阳终于迎来转机，由“著名陪都”转正为东汉的“著名首都”。这年冬十月，刘秀与王莽的更始政权决裂，在鄗（今河北高邑）登基称帝，为表明自己的刘姓正统和汉家重兴，仍以“汉”为国号，此即东汉。刘秀确定洛阳为首都（东都）后，设长安为陪都，称为“西都”。

    解析：两汉都城，是古代中国都城制度中“两京制”的代表，进一步说是东西控制型“两京制”的代表。所谓“两京制”，就是设一首都一陪都，是古代中国前期都城制度的主体，其始于上古三代时的周朝，周前期以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为首都，另建陪都洛邑（今河南洛阳）。

    刘邦设首都于长安，而立陪都洛阳，刘秀反其道而行之，长安、洛阳角色互转，这实际上是上古周朝实施的中国都城东进战略的继续。刘邦之所以选择长安作为都城把洛阳作为陪都，是因为当时秦朝的旧势力并未从根本上消失，都城设于秦朝旧都附近有利于稳定国势，传统的堪舆术上叫作“压王气，镇龙脉”；刘秀选择都洛阳而陪长安，是因为长安乃刘姓汉朝开基肇始之都，不忘旧都即不忘根本，这在讲究正统的古代是相当重要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关中的物产资源已不能够支撑首都长安的消费需求。

    “两京制”向“五京制”的转变——

    唐肃宗设洛阳太原

    凤翔成都四个陪都

    唐朝（公元618-907年）诞生于武德元年（隋义宁二年，公元618年）农历五月，李渊（高祖）接受隋恭帝杨侑禅让称帝，定都长安。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首都，但其功能和名称屡有更改。《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长安“初曰京师，天宝元年曰西京，至德二年曰中京，上元二年复称京师，肃宗元年曰上都。”

    作为一国之都，长安为何名称有这么多的变化？这与唐朝在不同时期陪都的增减变化有直接的关系。李渊建唐后，初仿隋东都制，仍视洛阳为陪都，后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东都。

    洛阳的地理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李世民（太宗）继位后，重新提升洛阳的政治地位，下令重修洛阳宫。到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李治（高宗）恢复隋制，重设洛阳为东都，正式赋予洛阳以国家政治副中心的陪都地位。

    武则天（高宗皇后，大周皇帝）代唐自立后，洛阳的政治地位又一次被提升，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易名为“神都”。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正式称帝后改“唐”为“周”，干脆定洛阳为首都，长安反成了陪都；同时，再设武姓故里并州（今山西太原）为“北都”。

    李隆基（玄宗）当皇帝时，改东都为东京，此时的长安相应称为西京。李亨（肃宗）当皇帝时，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设4个陪都，即东京洛阳、北京太原、西京凤翔、南京成都，此时的首都长安改称“中京”，唐朝形成了“五京制”的格局。

    解析：在东汉以后，抬高帝王出身地（帝乡）和发迹处（龙兴之地）成为一种光荣的例行选择，于是在两京之外便多出了“一京”。唐朝集“两京制”和“多京制”于一身，是中国古代都城东西控制型“两京制”的成熟兼转型期。都城的安排和变化轨迹相当明显，由前期的“两京制”转向后期的“多京制”。这种转身是时局变化和加强统治的需要，说明东西控制型“两京制”已不再适合公元八世纪的中国。

    唐朝以后，东西控制型“两京制”基本结束了使命，环抱护卫型“多京制”开始流行起来。

    环抱护卫型“多京制”——

    北宋设“四京”

    辽实行“五京”制

    北宋的首都为汴州开封府，即今河南开封市，时称“东京”。宋初仍实行隋唐的“两京制”。赵匡胤（太祖）即帝位后，设陪都西京，与东京相对应。需要注意的是，北宋的西京并不是唐时的长安城，而是距宋祖陵所在巩义较近的唐东京洛阳。

    此后，北宋又设立了南京应天府和北京大名府两个陪都。应天府和大名府，一南一北，故称“南京”、“北京”。这样，北宋都城实为“四京制”。

    北宋时，南京的政治地位很高是缘于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周恭帝时领宋州归德军（今河南商丘境内）节度使，在境内的陈桥镇策动兵变，夺取帝位，史称“陈桥兵变”。赵恒（真宗）当皇帝时“思显先烈”，于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升归德军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升应天府为南京，成为陪都。

    与宋一样，中国北方的辽、金也实行了“多京制”。以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为例，前期以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境内）为首都。先设辽阳（今辽宁辽阳）为南京，后改为东京，重设幽州（今北京西南）为南京，称燕京；再设云州（今山西大同）为西京，又以大定府（今内蒙宁城西南）为中京，形成了各有分工，功能齐全的“五京制”模式。

    解析：宋、辽、金时期，“多京制”开始大流行。多京制又叫“多都制”，在“两京制”出现的东周时期已出现。在封建时代，有两大时期流行多京制，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唐末到宋元时期。第一时期以曹魏为代表，有首都洛阳和长安、谯、许昌、邺城四个陪都。

    无论是宋、辽、金、元时期还是明清时期流行的南北平衡型“两京制”孕育时期，如金国和元朝都行多京制，但发挥作用的还是“两京”，如金的上京与中都，元的上都与大都，都是一北一南。

    这一时期在都城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当今首都北京的政治功能和地位被发掘了出来，此后以北京为首都的南北平衡型“两京制”成为主流。

    南北平衡型“两京制”——

    明设南京为陪都

    清设“盛京”为陪都

    公元十四世纪下半叶，中国进入了短暂的混战期，元末农民起义接连爆发。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今南京即帝位，易名“应天府”并定都于此。

    朱元璋（太祖）十分看重都城建设。早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即设开封为陪都（行在），称为“北京”，一度欲迁都于此。后来，又派太子朱标前去汉唐都城所在的关中勘察。朱标回到京师后“献陕西地图”，后因朱标早逝，建都关中的设想作罢。

    朱标长子朱允炆（建文帝）当了皇帝后，燕王朱棣（成祖）发动“奉天靖难”。朱棣当皇帝当年（1403年）正月，即设北平为陪都，改称“北京”，改京师为“南京”。

    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下诏迁都北京，遂开始全面营建北京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月正式迁都北京，设南京为陪都，形成了南北“两京制”。

    明朝虽然还有中都临濠，但那是到明亡都未建成的一座废都。最搞笑的是，中都后来变身“皇家监狱”，凡皇族有罪之人均发配于此“劳改”。所以明朝是名副其实的南北平衡型“两京制”。

    此后代明而立的清朝也以北京为首都，实行南北“两京制”。不同的是，清朝陪都在东北，即被称为留都的“盛京”（今辽宁沈阳）。

    解析：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都城南北平衡型“两京制”流行时期，之所以称之为“平衡型”，是这种一北一南的双都模式中的陪都，已不再有东西控制型双都模式中的同等地位，陪都的政治分担功能弱化，政治象征意义突出。如朱棣称帝后的南京，虽然有完整的机构，但实际上已流于形式。

    十四世纪以后，乃至更早点的宋元以后，东部沿海发展加速，海外因素影响加大。中国不稳定因素和护疆压力，由过去主要来自西北、北方，变成来自北方和东南方。明清两朝皇帝都继承了过去“天子戍边”和“都城镇国”之传统，都城实行南北“两京制”显然是一种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