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季，人们爱到城市周边感受浓浓的秋意。其中，离北京不远，且有山有水、有森林有草原的木兰围场是很多人流连之所。

    从“围场”这个名称来看，这里就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清代，每到秋季，这里要举办一项重要的活动：木兰秋狝（xiǎn），即皇帝到此打猎。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皇帝首次率领王公大臣和八旗兵勇来到木兰围场行围。这也标志着清代木兰围猎的开始。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九月，嘉庆皇帝最后一次在此围猎。

    在一百三十余年的时间里，康熙、乾隆以及嘉庆皇帝多次在这里围猎或举行秋狝大典。在当时，木兰秋狝不仅是一项重要的狩猎活动，更是清朝加强武备、安定边境的重要策略。

    如今的木兰围场，除了层次分明的秋季景色，还有当年的许多遗迹，以供人们凭吊。

    康熙　开设木兰秋狝

    木兰围猎史称木兰秋狝（xiǎn），“秋狝”一词出自《左传》，译为秋天打猎，本是指春秋各诸侯国贵族们的爱好。由此可见，秋狝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而清代木兰秋狝则别具特色。清军入关前，满族是狩猎为主的生活方式，素有精骑善射的传统。清军入关后，他们将这个传统承袭下来，并形成了新的制度——每到秋季，清朝皇帝率领满蒙八旗贵族官兵到木兰围场行猎讲武，此谓“木兰秋狝”。

    木兰，本为满语，汉译为“鹿哨子”或“哨鹿围”，原本是满族人捕猎时使用的一种工具，用嘴吹或吸，发出“呦呦”鹿鸣声引诱雄鹿，并将鹿捕获。围场，就是行围打猎的场所。

    据史料记载，当年木兰围场有一万多平方公里，它包括现在围场县全境、隆化县、丰宁县和内蒙古多伦、克什克腾旗部分。

    清代，在木兰围场设立之初，根据围猎及训练军队需要，依照山脉的走向和动物分布，共划分为67围，后来又增加5围，达到72围，因此人们习惯称木兰围场72围，围与围之间以木栅栏或在沟口植柳为界，俗称“柳条边”。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康熙皇帝首次率领王公大臣和八旗兵勇来到木兰围场行围，这标志着清代木兰围猎的开始。从这年开始到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九月嘉庆皇帝最后一次完成木兰秋狝，这项活动共存在一百三十余年。在此期间，清朝多位皇帝多次在这里围猎或举行秋狝大典。据记载，康熙皇帝入围四十一次，举行大典三十八次；乾隆皇帝入围四十次，举行秋狝大典三十九次，嘉庆皇帝则举行大典十一次。三位皇帝每次的收获还是相当丰厚的，康熙帝共猎获老虎一百三十五只，熊二十只，狼九十六只，豹子二十五只，鹿则不计其数。其孙乾隆皇帝则猎虎八十五只，熊十只，豹子三只，都可谓“捕猎高手”。

    而清代之所以选中木兰设围，与其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正如嘉庆《木兰记》碑文所说“周环千余里，北峙兴安大岭，万灵萃集，高接上穹，群山分干，众壑朝宗，物产富饶，牲畜藩育。”木兰围场自然条件好，它地处蒙古高原、燕山余脉和大兴安岭余脉的汇合处，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地域广阔，适合大规模行围打猎。而且，木兰围场地形复杂，有高山、峡谷、丘陵、草原等，为训练八旗军队骑射提供了很好的自然条件和场地。

    另外，木兰秋狝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绥服蒙古，安定边境。清代著名学者魏源认为：“我朝抚绥蒙古之典，以木兰秋狝为最盛”。木兰围场北控蒙古（指今内蒙古与蒙古国），南拱京师（今北京），东通盛京（今沈阳），西临察哈尔（今张家口），是北京通往内蒙古、喀尔喀蒙古、东北黑龙江的重要通道。

    在行围结束后，清帝与蒙古贵族礼宴往来。在盛宴上，满蒙王公大臣、文武官员陪同皇上宴饮，席间还进行号称“塞宴四事”的“诈马”（赛马）、“什榜”（蒙古传统演奏）、“相扑”（摔跤）等极富民族特色的活动。与此同时，清帝还会赏赐蒙古贵族大量的绫罗布匹、金银瓷器、鞍马弓箭等。清廷通过木兰秋狝等一系列活动，既展示了强大的国力，又加强了同满蒙贵族间的联系。清代史学家赵翼曾评价道：“上每岁秋狝，非特使旗兵肄武习劳，实以驾驭诸蒙古，是人畏威怀德，弭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也。”

    初期木兰秋狝的规模相当宏大，康熙二十二年（1683）规定，每年行围“派兵一万二千名，分为三班，一次猎拨兵四千”，并令宗室及各部院官员随行，分班随围的还有蒙古各部的王公贵族。

    当年木兰秋狝的行围过程分为布围、观围、行围、罢围四个步骤。

    布围，一般是由管围大臣统领王公，带领布围的千余名蒙古骑兵和喀喇沁、土默特等部提供的围甲兵及八旗军队等分头布围。布围后形成严严实实的形如铁桶一般的包围圈。

    布围后，皇帝在护从大臣和侍卫的簇拥下从行营来到看城，登上看城观看，即为观围。皇帝一要看围猎队形是否整齐，相当于检阅队伍。二要看围内野兽多少，如果围的野兽过多，皇帝就会命令合围士兵开一个口子，放出部分野兽，待以后繁殖。

    此后，行围即打猎开始。皇帝出猎时各班近卫尾随其后，有牵狗的、有驾鹰的、有递箭的、还有人专职护卫皇帝的安全。此时，被围的猛兽如果负伤逃跑，皇帝则命令一两个侍卫追杀。皇帝行猎后，还要陪皇太后观围，以考察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及八旗将士的表现，作为赏赐、任用、提拔的依据。

    行围结束后，蒙古王公贵族和二品以上的官员获得野兽在皇帝面前跪献。皇室子孙射获的都要记入档册，以备皇帝奖赏。在围猎中，如有队形不整齐，以及不奋勇追杀者，要给予严厉惩处。整个秋狝结束后，皇帝还要在行宫设宴王公、官员及兵丁，并赐食物、布匹、绸缎、白银等。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秋狝的官员和将士成千上万，需要大量的生活物资，所以在每年木兰秋狝期间，众多商贩们随着秋狝大军行走。军队在哪里扎营，商贩便立即搭起席棚布帐，开设“临时市场”，出售各种商品。

    乾隆皇帝在《木兰杂咏》诗中，就专门写了这种“临时市场”：“入幕今犹昨，搴帘树与山。牛车来晚市，铃索谨宵关。布帐开山市，牛羊趁晚墟。入宵景更好，星野朗安居。”这种临时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当时的木兰秋狝实际上也是一条内地与蒙古地区的贸易走廊，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乾隆　留下六座石碑

    乾隆皇帝到木兰围场行围四十次，留下了许多痕迹，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六座石碑：《入崖口有作》碑（1751年）、《于木兰作》碑（1751年立，后1760年和1761年再次刻诗于此碑）、《古长城说》碑（1752年）、《虎神枪记》碑（1752年）、《永安湃围场歼虎》碑（1761年）、《永安莽碦》碑（1774年）。

    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在木兰围场行围期间，写下了《入崖口有作》五言诗一首，后将诗刻于石碑上，此碑如今立于围场四道沟乡庙宫前伊逊河南山上。诗中描写了云影环绕的双峰下，伊逊河奔泻而过，辽阔的草原上点缀着朵朵野花的景色。此碑如今完好，可惜当年的伊逊河已没有了河水，只留下古河滩上的大片农田。

    乾隆十六年（1751年）八月，乾隆皇帝又一次来到了木兰围场举行秋狝。这一次他一口气写下了《于木兰作》九首诗篇，并镌刻于石碑之上。此碑位于石桌子乡碑梁沟碑梁顶。这九首诗，每一首都对这里充满了赞美和颂扬，如今看来，这些诗句都不失为一套详细的“围场县旅游指南”。

    乾隆十七年（1752年），乾隆皇帝在秋狝时发现了一段类似城墙的遗迹，一时兴起的他沿着这段遗迹开始勘察，询问当地人后，他认为这是古代长城的遗迹。乾隆皇帝开始根据自己所学知识来考证这段长城的年代，他甚至还查阅了《山海经》和《括地志》等典籍，他认定这段长城要比秦长城年代更加久远。如今人们已经弄清楚了这段长城的来龙去脉——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燕国为了抵御北方匈奴的侵袭而修筑的燕长城。当年，做了一番考证的乾隆皇帝心满意足，在发现长城的位置立下石碑，并将自己探寻古迹的经过刻在石碑之上。如今，《古长城说》碑位于围场新拨乡岱尹上村岱尹梁之北山脚下。

    乾隆十七年（1752年）九月，乾隆皇帝到岳乐围场行猎。这次狩猎，给皇帝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竟然将这件事情的经历形成文字并刻成碑文后，又写了一段说明，并将说明文字刻在了一块近十米高的崖壁上。

    《虎神枪记》讲述了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当年，乾隆皇帝正在岳乐围场中行围，忽然有几个猎户上前告诉皇帝说此处有伏虎。有人说自己曾亲眼见过老虎就藏在前面约300步的山洞里。乾隆皇帝听了很是兴奋，于是他举起枪朝着300步开外的山洞放了一枪，其本意是引老虎出洞。结果这一枪直接击中了山洞里的老虎，老虎咆哮而出，在崖壁上蹿下跳，不一会老虎又钻回了山洞，于是乾隆皇帝朝着洞口又放了一枪，这次则让老虎一枪毙命。乾隆皇帝归功于康熙皇帝所赐的这杆枪上，认为这是对自己遵循祖制的一种褒奖。

    如今，《虎神枪记》碑还在新拨乡月亮沟西山坡上。在此碑东面，便是当年的摩崖石刻：“乾隆十七年秋狝用虎神枪殪虎伏虎于此洞。”其中每个字高度约二十五厘米，远远望去，崖壁显得非常震撼。

    当年的西北边陲，一直是清代统治者牵挂的地方。自康熙年间准噶尔部叛乱以来，烽火就没有被平息过。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政府终于平定了准噶尔，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南疆的大、小和卓再次发动叛乱，清廷命兆惠为定边将军前往平叛，经过两年艰苦卓绝的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乾隆皇帝刚刚结束木兰行围，由于当时通讯不便，他还没有接到胜利的消息，于是他写下《过卜克达坂》五言律诗一首，在诗中他推测战争的进程，认为不出意外的话，大、小和卓应该已经被俘虏了，该诗刻于《于木兰作》碑的一侧。果不其然，之后不久他便接到了捷报。乾隆皇帝亲自从京城前往良乡迎接将士们回京。

    《过卜克达阪叠旧岁韵》则完成于次年：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当时他再次从卜克达阪经过，面对去年刻下的《过卜克达阪》石碑，联想到叛乱已经被剿灭，他诗兴大发，写下了这首诗。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乾隆皇帝在木兰围场永安湃围场发生在这里的一次猎虎行动。在猎虎之后，大家共享野味，在其乐融融之中，乾隆皇帝思考如何将传统延续下去并发扬光大，于是写下了《永安湃围场殪虎》，并刻于碑上。如今，碑位于围场半截塔镇要沟路村西北。

    在乾隆皇帝心中，永安莽喀围场是他的第一围场。因为这里承载了他年少时的一段难忘回忆。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八月初八，12岁的弘历（即乾隆帝）跟随祖父康熙皇帝来到木兰围场。当时康熙皇帝用火枪击中了一头熊，他命令弘历前去捕获，可弘历刚要跨上马，这头熊突然一跃而起朝他扑过来。情急之下康熙皇帝举枪补射，将大熊击倒。后来康熙皇帝夸赞弘历命大，并且还预言将来他的福气一定会超越自己。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已经64岁的乾隆皇帝再次到永安，写下了《永安莽碦》一文。在文中，他先是感叹身边一起扈从的人，基本上已经都是新面孔了。这一天，精神不减当年的乾隆皇帝一共射杀四头鹿，他还发出“部旗常例笑何谓？六十方过曰老年”的感慨，翻译过来就是：部旗的这些规定真是可笑，刚刚过六十岁，怎么就能把自己归入老年人呢？如今，这块碑位于围场腰站乡碑亭子村后山。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乾隆皇帝写下了《永安湃围场作》，这首诗刻于《永安湃围场殪虎》碑的另一侧。从这首诗中，能觉察到木兰围场地区的生态平衡遭到了一定的破坏，“围中鹿少才见一”便说明了当时围场内的野生动物已经开始减少，而木兰秋狝在乾隆皇帝去世后，也逐渐走向没落。

    嘉庆　见证木兰秋狝的衰落

    在伊逊河西岸，有一座《木兰记》碑，它与乾隆皇帝的《入崖口有作》碑遥遥相对。《木兰记》碑是木兰围场现存的七块石碑，唯一一块由嘉庆皇帝所立的石碑。

    嘉庆皇帝的《木兰记》写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当时清帝国的最鼎盛时期——康乾盛世已经基本上结束了。进入19世纪初的清王朝，在“恪守祖训”的指导思想下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嘉庆皇帝是一位典型的“守成”君主，对于前代统治者们所制定的体制、国策等都严格奉行，而木兰秋狝作为重要的政治、军事行动，也被他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在《木兰记》中，他首先对木兰秋狝活动做了概括，高度赞扬了自己的父亲乾隆皇帝对于康熙皇帝开创的这项活动的继承与发扬光大，并对乾隆皇帝一生的功能做了全面总结。之后则表达了自己虽然“骑射远不及我皇考于万一”，但是“此寸心则不敢不强勉，实不敢怠惰偷安”。根据史料记载，嘉庆皇帝身材较胖，是个体育困难户。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履行自己的职责，每年木兰秋狝他都非常认真。

    不过，这时候的清政府和清王朝的军队，从各方面都已经不能和乾隆年间相比，虽然嘉庆皇帝曾经因为一些秋狝活动中出现的失误叱责有关部门办事不力，但是这一切已经很难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挽回了。

    其实，木兰秋狝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其中清廷国力的变化是重要一个因素，嘉庆元年（1796年）发生了漫及河南、湖北、陕西和四川等地的白莲教大起义，嘉庆自然无暇顾及秋狝大典。后来，由于流民众多，不少流民入围垦荒种地，偷伐树木，猎杀野兽，这给木兰围场也带来了损害。这个趋势在乾隆时期就有体现。康熙年间仅有护卫八旗官兵110名，乾隆十八年（1753年）增至609名，嘉庆年间达到千人以上。而且清帝虽一再加重对偷入围场者的处罚，但仍不能禁。以致嘉庆皇帝第一次举行围猎时，“鹿只已属无多”，第二次派人察看“竟至查阅数十围绝不见有麋鹿之迹”。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在最后一次履行完木兰秋狝的职责后，嘉庆皇帝终因日程安排过满而突发疾病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他的去世也标志着清王朝的木兰秋狝活动的终结。道光四年（1824年），道光皇帝则谕令停止木兰秋狝：“今岁秋狝木兰允宣遵循成宪‘肄武绥藩’。然不可不审度时事，量为展缓，所有今岁热河行围亦著停止。”

    补白：南海子可以“水围”

    除了木兰围场，人们熟知的清朝皇帝的行围之处还有南苑。

    南苑，也称南海子，在永定门外20里。元朝时，这里是“飞放泊”。明朝对这一带进行多次修葺，永乐皇帝在位时又扩大了面积，周围达120里。清朝建立后，沿袭了明朝制度，皇帝每年会到这里打猎，练习武功，锻炼军队。

    南苑作为皇帝的御园，有水泉70多处，树木茂盛，水草丰美，还有各种动物在此栖息。南苑还建有完备的管理机构和精美的建筑，既供皇帝使用，又可防止一般百姓私自闯入。乾隆皇帝一生中多次到南苑行围打猎，检阅出征的军队。

    那么，南海子与塞外的木兰围场有哪些不同呢？南海子春蒐为小猎，木兰秋狝为大猎。乾隆皇帝在《轻舆六韵》中做过解释：“小猎国语谓之阿达密咯，寓春蒐之意，非如木兰秋狝，大猎国语所谓阿巴喇密也”。另外，还有一显著区别在于，南海子不仅可以陆猎，且还可以“水围”，这一点是木兰围场所不及的。据《乾隆起居注》载，乾隆时期有关“水围”的记载仅有两处，一为南海子，另一为白洋淀。

    水围举行多在二三月间。此时，候鸟北返，凫雁成群。水围时，“从四面乘舟悄悄围合，驱赶万千水禽，云集水淀上空，往返飞翔，遮天蔽日，刹那间，橹欢桨快，舸翔舟飞，炮声阵阵，万箭腾空，鸣镝声声，不绝于耳，鸟羽飘如飞雪，凫雁纷纷而落……”

    南海子距京城最近，又具备水围的条件优势，所以清代帝王都把这里作为最重要的围猎场地。

    当然，为了解决皇帝木兰秋狝时的衣食住行，在往来木兰围场途中修造了不少行宫。当年出了古北口，便是巴克什营行宫和两间房行宫，这两处行宫附近都圈养着大批的麋鹿。鹿在古代被视为一种“瑞兽”，因此在苑囿甚至皇宫中多有蓄养。最近紫禁城便从避暑山庄请来了不少鹿做客，恢复了当年这座肃穆的皇宫中生机盎然的一景。

    两间房行宫向北，经过常山峪、鞍子岭、王家营、桦榆沟行宫，便来到了喀喇河屯行宫。这里是当年多尔衮为自己在塞外兴建的一座避暑城，但未最终建成多尔衮便去世了。后来康熙皇帝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建，本着“朴实无华”的原则修造起了这座行宫。他还利用行宫紧傍滦河的优势，模仿镇江金山寺修建了“小金山”，这也是避暑山庄“天宇咸畅”景区的雏形。在承德避暑山庄兴建之前，喀喇河屯行宫一直都是清帝北巡塞外的重要驻地。然而清朝自道光年间起停止了塞外巡幸，所有行宫修造工程即告停止。喀喇河屯行宫也开始走向衰落，最终这座行宫毁于战火。

    隆化县附近有座著名的董存瑞烈士陵园，这座陵园便是在当年波罗河屯行宫的基础上建造的。波罗河屯行宫建成后康熙皇帝曾于二十九年（1690年）在此指挥了乌兰布通之战，并大败噶尔丹。此处行宫由于处于通往围场的必经之路，因此康熙、乾隆和嘉庆三位皇帝一共在此驻跸有137次之多。行宫在清亡后毁于战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