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9年5月26日，农历四月二十日辛卯，《宋书·顺帝纪》在这一天只记下八个字：“天禄永终，禅位于齐。”年仅十二岁的宋顺帝刘準不会明白禅位的全部意义，但也知道这是关系身家性命的事情。他在宫里藏到第二日壬辰，齐王的心腹将领王敬则带兵进宫，太后情急之下亲自带着太监搜宫找出了皇帝，皇帝又急又怒又怕，抽刀杀死一个黄门侍郎。这些混乱挡不住刻不容缓的逊位仪式。皇帝临轩，百僚陪位，策命齐王为皇帝的策文被朗声宣读：“仰鉴玄情，俯察群望，敬禅神器，授帝位于尔躬。”而后应当由侍中解去宋帝的玺绶，再交给宋帝的使者——当时的安排，是司空禇渊兼太保、守尚书令王僧虔兼太尉——准备呈奉给新皇帝。传诏到省，请当日在职的侍中来完成解玺绶的仪式，这位侍中谢朏——正是“王谢”之谢——是个有傲骨的人，假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引枕高卧。为了避免麻烦，只好改让“王谢”的另一家代表王俭临时担任侍中，完成了仪式。然后，宋顺帝“备羽仪，乘画轮车，出东掖门”，当他还迷迷糊糊地问左右侍从“今日何不奏鼓吹”时，“逊位”的仪式圆满完成。两天后，齐王萧道成在百官几次三番的恳请之下，在南郊登坛受禅，是为齐太祖高皇帝。

    二十四年后，萧道成的侄孙，以荆州刺史、南康王身份被推立为帝的萧宝融，在姑孰下诏“今便敬禅于梁，即安姑熟，依唐虞、晋宋故事”。五天后，在建康的宣德太后又令曰：“西诏至，帝宪章前代，敬禅神器于梁。明可临轩遣使，恭授玺绂。未亡人便归于别宫。”502年4月26日，农历四月初四，如太后令的安排，齐和帝发出授帝位于梁王的策书、玺书，遣兼太保王亮、兼太尉王志奉皇帝玺绶诣梁王宫。再经过一番推让，四天后，梁王萧衍于建康南郊登坛受禅，是为梁高祖武皇帝。

    清代的帝玺。此方是清代诏令文书中使用最频繁的宝玺，栴檀香木盘龙纽，印文为“皇帝之宝”。

    史书帝纪中关于禅让的文辞

    宋齐和齐梁的两次禅代，各见于《南齐书》相应的帝纪。汉魏晋南北朝诸政权传递的特征是禅让，除了北魏外，其他政权都是通过这一方式传承的。清人赵翼注意到，中古各王朝的正史对禅让过程的记载，基本沿袭陈寿《三国志》开立的体例：“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

    所谓“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是指从权臣到禅让的几个标志性的步骤：先是进位相国、封十郡公、加九锡；然后进公为王，增封十郡；然后建天子旌旗，舆服礼制等都向天子看齐；接下来才是禅让；新帝接受禅让以后，会在南郊即位，登坛告天。赵翼提到的“赐剑履”，或许是建天子旌旗的误书，如果确实是指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这一系列礼遇的话，则一般要在封十郡公加九锡以前了，能得到这一系列礼遇的人，相对还要多些，未必最后都会登上天子之位。相比之下，加九锡和封国公是更明确的标志，这时所封的公国号，不久后会变成王国号，然后会变成禅让之后新朝代的国号，魏晋宋齐梁陈，以及北方的周齐隋唐，都是这么来的。

    魏晋南北朝主要政权禅让关系

    从陈寿《三国志》开始，各王朝史书都会在开国皇帝的帝纪里记录上述关于禅让的一系列过程，还会收录相应的诏策，形成了一种体例。不过《三国志》只收录了九锡策文一篇、禅位策文一篇，而南朝几史收录的文辞篇数要有两三倍，每篇的字数也越来越多。赵翼对南朝史书不厌其烦地抄录这些文辞很反感，称之为“芜词”。今天的《晋书》虽然是唐朝人编纂的，但其中收录的禅位相关文笔数量、长度都很有节制，应该还是魏晋旧传统。刘宋文帝时裴松之注《三国志》，可能给这种繁芜的取向开了头。

    诸帝史纪所录禅让相关文笔

    一般来说，帝纪的体例是总录大事概要，其中出现的诏书基本都是简短节引。尽管开国帝王的本纪体例稍有变化——在他们登上皇帝之位以前的部分，实际上是采用了列传形式——但鉴于帝纪相当有限的篇幅，长篇收录文辞依然应该是谨慎的。但多数史书帝纪中关于禅让的这些文辞恐怕都是全篇照录，这就使它们在记载中显得极为突出。

    史家记载为后代读者营造的氛围，跟这些文辞在当时人心中的地位应该是相应的。据说东晋的王珣曾梦到有人送给他一根“如椽”的大笔，醒了以后他对人说：“此当有大手笔事。”果然，不久后皇帝驾崩，王珣起草了哀策谥议。中古时期，重要的文诰要由最出色的文人撰写，每朝每代都有这样几位国宝级的御用文人。皇帝的哀策谥议已属“大手笔”，而禅让前后的文诰更稀有、更敏感、更肃穆。《南齐书·王俭传》载：“时大典将行，俭为佐命，礼仪诏策，皆出于俭，褚渊唯为禅诏文，使俭参治之。”大典就是指宋齐的禅代，这段话的语气，颇有种王俭在执笔禅让诸文笔的竞争中胜出的感觉，一切礼仪诏策“皆出于俭”，禇渊只写了禅让诏文，而且还是在王俭的协同之下。南朝最后的梁陈禅让，御用文人是徐陵：“自有陈创业，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皆陵所制，而九锡尤美，为一代文宗。”禅让系列文笔尤其是九锡文，成了确立徐陵“一代文宗”地位的代表作。不过这类文笔的撰作不仅是光荣的使命和机遇，也有巨大的风险。西晋的著名文学家陆机，曾卷入八王之乱的斗争，为赵王伦作过九锡文和禅位诏策。赵王伦失败后，新上台的齐王冏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只是根据陆机当时的官职和他的文学地位，怀疑他参与了这些撰作活动，就差点将他置之死地。

    禅让系列文笔为什么会具有这样的地位？由最负盛名的文人撰写的诏策，无疑在体势文采上臻于极致，并由此呈现出庄重神圣的仪式感。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笔并不只是老生常谈的具文，还要实质性地总结受诏策者的功业，表达出新王朝对新旧交替期的历史的基本定位。通过这两个方面，它们承载了新王朝的合法性。在这一系列文笔中，最重要的大概是九锡文。九锡被称为“殊礼”，非人臣所期，是通往禅让的一个关键信号，所以在这一策文中要全面总结受九锡者的不世之功。东晋权臣桓温有心篡位又不巧病重，在病中暗讽朝廷给他加九锡之礼，当时令袁宏草拟九锡策文。宰相谢安为了阻止桓温，又无力正面对抗，便不断给袁宏的草稿提出修改意见，一直拖到桓温病逝。从这件事里，能感受到赐九锡的特别意义。而谢安的拖拉虽然别有用意，但像《九锡文》这样的文笔需要不断修改，极为郑重，应该也是正常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