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书画界也如武侠世界有本绝世武功秘笈的话，故宫的《石渠宝笈》绝对是那种一露面就能让整个江湖倾巢出动的一本。

    2015年9月8日，北京故宫博物院推出《石渠宝笈》特展，全国众多的收藏迷无比激动，本就拥挤的故宫，更加人满为患。有人跋涉千里而来，一参观就是一整天，有人甚至为一睹珍品，排队长达9小时。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石渠宝笈》是什么玩意？为何如此让人疯狂？其实，它是乾隆、嘉庆年间皇宫所收藏艺术珍品的一份底单。有了它，人们才真正知道乾隆、嘉庆的宫殿里究竟藏了多少宝贝？故宫的这次展出，不仅别出心裁，更下足血本，真是一次“抖家底”式的展览。

    最大收藏家的苦恼

    对于普通的收藏者来说，若偶然得了一个好宝贝，一定是展示给好友或贵客，其余时间，会秘藏不宣。可若收藏到一定级别，心态可能发生一些改变。对乾隆来说，正是如此。

    乾隆对艺术的痴迷与苦恋，似乎很难为常人所想象。在历经康熙、雍正的苦心经营后，乾隆时期的大清朝，国势强盛，国运昌隆，让这位皇帝有了搞文艺的本钱。他自己便是诗人、书画家，生平所爱，就是搜罗天下珍藏。

    在乾隆看来，这些字画古玩是人生难遇的恋人，为她们金屋藏娇，也是人生的幸事。当他收集到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后，便将这三件书法瑰宝放在养心殿的暖阁中，将其房间改名为“三希堂”，以便平时赏析临摹。

    乾隆的艺术藏品有多少呢？这恐怕是一个难以估算的问题。仅就瓷器而言，最近几年，以超过亿元天价拍卖的乾隆朝瓷器，就有不少，如乾隆粉彩镂空转心瓶、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等。当然在乾隆眼里，这些如今的天价宝贝，应是平常之至。甚至连有年头的宝贝，可能乾隆爷也不放在眼里。

    2014年，一件明成化斗彩鸡缸杯，拍出2.8亿元之多，在拍卖市场上出尽风头。乾隆当年却留下这样一首诗：“朱明去此弗甚遥，宣成雅具时犹见。寒芒秀采总称珍，就中鸡缸最为冠。”可见，他只是将其看作一个不错的杯具而已。至于乾隆收藏的字画，放在今天，其价值肯定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数字。

    今天收藏家们的苦恼，或是缺钱收购，或是有钱无货，对乾隆来说，最大的苦恼，却是难以统计，难以甄别。到底自己手上的哪些东西是好东西，哪些宝贝值得留给后世珍藏？为了搞清楚这两个问题，乾隆派人造册登记，于是就有了《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两大巨著。所以说，这两个集子，在最初编修时，不过是乾隆对自己书法和绘画藏品的一个登记与说明而已。

    不登记不知道，一登记吓一跳。《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自乾隆八年（1743年）开始编修，历时70余年，才将清宫所收的字画古玩，基本清理完毕。《秘殿珠林》收集的作品主要是宗教主题字画，而《石渠宝笈》则题材广泛、种类繁多。

    《石渠宝笈》共分三部，有初编、续编和三编，分别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和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石渠”取自汉代未央宫中的“石渠阁”，为当时皇家的藏书之所。乾隆以此名表达了对古代文化传统的景仰和追溯。整部书中，收录清宫所藏书画精品数万余件。最难得的是，对藏品的价值进行了严格鉴定，分为上下两等，将精品挑出，列为上等，详细登记。如此一来，《石渠宝笈》就从简单的“管家簿”，变成后人整理书画艺术的珍贵史料，可谓种豆得瓜。

    今日的收藏家对《石渠宝笈》格外重视，拍卖会上只要出现登记在册的藏品，往往就是天价。

    艺术路上的知己

    2015年9月，故宫延禧宫，古代字画珍品布置一新，静静地等待参观者。

    乾隆对传统文化的爱好与推崇，总是跟其政治苦心纠缠在一起。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在谈到续编《石渠宝笈》的用意时，他特别强调，这些书画不是玩赏的对象，而是教导百姓的教科书。“是岂可与寻常墨迹相提并论，以为几暇遣玩之具哉？”无论是组织编修《四库全书》，还是《石渠宝笈》，乾隆都是为了统一文化传统，为子孙统治的长治久安而考虑。

    《石渠宝笈》的编写者，都是乾隆极为信赖的文人。初编的主要作者有张照、梁诗正、励宗万等。乾隆跟这些大臣们反复研讨，仔细核定每幅字画的品级，交情十分深厚。其中张照更得乾隆青睐。

    张照是康熙年间进士，本有罪在身，后经乾隆特赦，专门从事书画收集与整理。他的书法造诣很深，初学董其昌，后多有创新，为“馆阁体”代表。《石渠宝笈》初编修完后，乾隆非常高兴。可惜不久，张照就在奔父丧途中病逝，乾隆十分悲伤，觉得自己少了一位艺术路上的知己。

    乾隆十一年（1746年），《石渠宝笈》的另外一位编者励宗万因收受贿赂，被人举报。乾隆对此十分恼怒，在上谕中特别提到，励宗万之所以敢如此大胆，所依仗的就是在编修《石渠宝笈》中跟皇帝积累的友情，“在懋勤殿行走编辑，朕或召见，讲论书籍，励宗万遂恃此虚张声势、纵放自恣。”不过最后处罚时，乾隆还是很给面子，将励宗万赶出内廷，送回原籍而已。

    受励宗万事件的牵连，其他参与编修者，如张若霭、裘曰修等也先后离开内廷。张若霭来头很大，他是雍正最宠爱的大臣张廷玉的儿子，当年科举本来考了第一名，应该授予状元，但张廷玉觉得受恩太重，反复恳求，要求退出三甲之争，放弃了状元的身份。从编修人员的地位，就能看出乾隆对《石渠宝笈》的重视。《石渠宝笈》初编修完后，乾隆并未将编修人员解散，而是留在身边，不时讨论。

    到了修《石渠宝笈》续编时，乾隆又召集了当时最优秀、最能干的文人参与。其中王杰是状元出身，书法精湛；著名儒学名臣阮元也被增补进这个班子。另外一位重要成员彭元瑞，甚至因为《石渠宝笈》躲过一次人生中的劫难。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他家侄儿犯罪，他因知情未报，遭人举报。乾隆对此大怒，将其撤职查办。但没多久，乾隆考虑其编辑《石渠宝笈》续编有功，又将其重用。

    修撰《石渠宝笈》是一件非常浩大的工程。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二月，《石渠宝笈》续编完成，乾隆下令抄写5份，分别放在乾清宫、宁寿宫、圆明园、避暑山庄和盛京（今沈阳）。仅这项工作，就从翰林院里选出了20名书法出众的官员，花了整整10个月的时间，才基本完成。另外，乾隆还派八阿哥、十一阿哥、十五阿哥及刘墉、纪昀分别监督校对。

    因权而聚，因权而散

    尽管宫阙重重，藏品却越来越无地可放，这是乾隆收藏时的又一苦恼。乾隆晚年，愈加贪婪，扩大了进贡官员的身份。以前只有督抚等一品大员可以进贡，后来布政使等二品官员也可以进贡。不仅如此，连要什么不要什么，乾隆都有明确旨意。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皇帝专门颁布上谕，告诫各省督抚，“如宝座、屏风，各宫殿皆有陈设，不便更换，即佛像亦属过多，无处供奉。”

    上位者如此，官场贪污可想而知。各地官员千方百计搜罗奇珍异宝，运到京城。嘉庆帝继位后，发现内宫中各地所搜刮来的物件，已无处可放。

    不过，客观地讲，乾隆是真心喜爱艺术，也能做到爱屋及乌，替艺术着想。他先后将收藏的众多碑帖，以《三希堂》《墨妙轩》为名，临摹送给大臣，不过碍于当时技术条件，传播极为有限，真品始终藏在皇宫之中。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皇帝曾下令让大臣于敏中等将宋《淳化阁帖》考证刊刻，以求嘉惠学林。

    乾隆靠权力手段收集的大量艺术珍品，短时间内云集宫中。不过，因权而聚，因权而散。伴随着清朝的覆亡和政治的波谲云诡，《石渠宝笈》中的大部分藏品也颠沛流离，四处流散。

    以乾隆最钟爱的三希堂三大帖的命运为例。末代皇帝溥仪出宫时，敬懿皇贵妃将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带出宫外。它们被辗转多手，于1950年出现在香港文物市场。周恩来等人果断出手，将其重金购买回国，成为故宫珍藏。其中《伯远帖》，更是今日《石渠宝笈》特展的重头所在。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则随国民党离开大陆，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镇馆之宝之一。

    正是这些珍品的流散，才使得《石渠宝笈》愈显重要，只有用它按图索骥，我们才能一件件追回昔日的瑰宝。《石渠宝笈》扮演了一个品牌鉴定的关键角色。曾有人说，没有进入它的法眼，就很难说是古代艺术珍品，更别说有不朽的艺术价值了。这种说法虽然略显夸张，但也有一定道理。

    这次北京故宫的《石渠宝笈》特展，除了被众人瞩目的《清明上河图》和上文提到的《伯远帖》之外，唐代韩滉的《五牛图》、宋代赵昌的《写生蛱蝶图卷》、明代徐渭的《梅花蕉叶图》等国宝级珍藏也一并露面。

    艺术是时代文化积累的精华，收藏是百姓生活安康的浮标。当故宫亮出家底，立体展示我国古代艺术文化的辉煌时，人们自然蜂拥而至。在等待、拥挤之余，驻足在《清明上河图》前，还是有欣慰、兴奋之感的，毕竟近距离亲眼目睹国宝风采，这种机会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