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西洋行动的总策划是朱棣，因此我们得站在朱棣的角度来想问题。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皇帝，朱棣要处理的重大问题无非是两件事，一件是国防，要时刻警惕元朝的后裔蒙古人卷土重来。朱棣雄才大略，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直面北方的挑战，并数次御驾亲征，大大削弱了蒙古各部的实力，使蒙古铁骑几十年间不敢越雷池一步。郑和下西洋显然和国防扯不上关系。

    另一件就是内政了，朱棣面对一个老爸朱元璋留下的难题：差钱。

    其实我们在第六篇中就已经谈到，中国境内金矿和银矿十分稀少，因此在金属作为货币的古代，一旦中国的经济有所发展，经济总量和货币总量的矛盾就会日益突出。朱元璋一开始试图沿用元朝印制纸币的老办法，发行大明宝钞来增加货币供应量，与日益增长的经济总量相适应，结果由于无法控制纸币的贬值问题，大明宝钞可耻地失败了，民间依旧用铜钱作为货币。

    但是铜钱本身是贱金属，一枚铜钱的价值很小。在小额交易中铜钱还是很方便的，比如买棵白菜、打瓶酱油什么的，但是经济越发展，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大额交易，这时铜钱的麻烦就来了。大额交易对铜钱的需求量非常大，可是古代铜的开采量受到技术落后和铜矿难寻的限制，不能在短时间内提升。同时从铸造角度看，铸造一批铜钱和铸造一批银币所费工时基本一样，但是平摊到每枚钱币上，铜钱的铸造成本同它本身的价值相比，就非常可观了，相反银币由于本身价值高，所以铸造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

    更糟糕的是，铜钱不足，同时经济发展制造出大量的产品，两相比较就会使得一枚铜钱的购买力大大增加，或者说叫做通货紧缩，原来一个铜钱能买一斤粮，现在一个铜钱就能买两斤粮，这对于中国底层的自耕农来说，他们卖粮获得的铜钱变少了，这可不是好消息。货币数量过少，又不开印纸币，人们就不得不采取繁琐的以物易物的方式做生意，经济发展受到了阻碍。

    朱棣也许并不会有这么现代的金融观念，但他迫切需要找到一条发财致富的捷径，维护大明王朝的统治。北方游牧民族与明朝长期对抗，蒙古高原那边不可能有什么发财的机会。那么南方的海上有没有机会呢？假如能够在海上找到贵金属比如黄金、白银的产地，武力抢夺或是和平贸易，都会给大明王朝带来足够多的货币，国内经济的差钱窘境也将一举解决。

    作为一个王朝的管理者，一个脑瓜子足够好使的皇帝，朱棣这样考虑问题是很自然的事情。看看郑和七下西洋的壮观场面，我们可以继续揣测圣意，这一方面是为了寻找海外货币来源，另一方面是为了向海外宣告，大东亚天朝有限公司拥有强大的实力，华尔街信用评级是AAA级，用你们的金银和我们做生意，购买我们的陶瓷、丝绸，会得到强力的保障。

    这就是郑和下西洋的一个秘密任务：找钱。确切地说是寻找贵金属货币，比如黄金和白银。

    不过，这个任务是不可示人的。明朝是一个道德至上的时代，你可以闷头发大财，但是绝对不能宣扬你喜欢钱。如果你说了，就会被儒生们的口水淹死。朱棣杀了天下第一大儒，名声已经够糟糕了，如果再明目张胆地说我派郑和去找俩儿钱花，简直不敢想象后世的儒生会用多么恶毒的语言咒骂这个永乐皇帝朱棣。

    既然这帮掌握话语权的文人喜欢道德，那我朱棣就高举道德的大旗好了，公开宣布我派郑和出海是为了扬我国威，让四方蛮夷归化天朝。从儒家的正统观念看，这个理由太主旋律了，于是反对之声寥寥。背地里，朱棣与郑和却务实地寻找发财致富的良机。

    看一个人也好，看历史也好，都不能只看人们公开说的那套东西，而要看人们背地里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