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唐代诗人之间，相互推重的很多，排斥鄙视的较少。像晚唐著名诗人杜牧那样，以晚辈身份而鄙视比自己更有名的诗人白居易的情况，实在不多。

    杜牧不但不是目空一切、妒贤嫉能、心胸狭隘之辈，相反，他是一个头脑清醒、喜扬人善、心胸宽阔的人。无论是前辈诗人还是同龄诗人，都有多位曾经得到过杜牧的高度赞扬。例如，对前辈诗人杜甫、韩愈，他有“杜诗韩文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两句诗。对稍早于自己的李贺，同龄人李商隐、张祜等诗人，他都曾经毫不吝啬加以赞美。年轻的时候，杜牧专门学习过李贺的诗。关于张祜，他写过“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的诗句。但是，杜牧在《献诗启》一文中，表明自己创作诗歌的态度是：“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绮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明眼人不难看出，其中“习俗”指的是元稹、白居易的“元和体”。对于元稹、白居易，时人曾有“元浅白俗”的讥评。好友李戡病死之后，杜牧为其撰写墓志铭，其中转述李戡的观点，“…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鲜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这种观点，既然杜牧郑重其事将它写进了墓志铭，就说明，这不仅是亡友的观点，也是杜牧本人的观点。可见，杜牧对元稹、白居易的诗歌是很不感冒的。

    如此不客气地鄙视早于自己几十年、跟自己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前辈著名诗人，而且是跟自己一样都喜欢描写男女风情诗歌的人，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那么，原因何在呢？

    有论者认为，可能是因为元稹、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批判社会现实的诗歌，当时流传不广，杜牧没有看到。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以元稹、白居易当时的诗坛地位和影响力，他们的诗歌作品，应该是每一篇写出，都会立即不胫而走，广为传播，决不可能出现整整一大类作品没能得到传播的情况。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中所说的，自己的讽喻诗“固不敢陈露于人”。原因也并非“罪尤是惧”（害怕被朝廷怪罪），而是自己觉得“词直气粗”，是不好意思拿出来示人，是谦虚的说法。众所周知，唐朝的文艺政策十分自由，文艺环境十分宽松，对诗人的创作没有任何的限制，不曾有一位诗人曾经因言获罪。再者，倘若元稹真的害怕这类诗歌会给自己惹出祸害，他也不会傻到要告诉宰相令狐楚自己写过这一类作品。另外，元稹其人，显然不是谨小慎微、明哲保身、噤若寒蝉的性格。白居易《与元九书》所说的“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只能说明，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并没有受到当时人应有的重视；而不能证明，这类作品没有得到较好的传播。可以肯定，杜牧是看到过元稹、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批判社会现实的诗歌作品的。

    杜牧之所以那样极力排斥元稹、白居易的诗歌，除了不欣赏他们过于浅显、通俗的语言风格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元稹、白居易为人处事的强烈不满。具体地说，主要是元稹、白居易曾经压抑过杜牧所欣赏的诗人张祜。

    穆宗长庆年间，白居易做杭州刺史时，张祜到杭州，希望他能贡举自己去参加进士考试。不料，白居易在经过一番考试之后，取另一个举子徐凝为解元，并没有取当时已经名满江南的张祜为解元，以至于张祜日后未能考中进士。令狐楚十分欣赏张祜的文才，曾经亲自起草奏章，竭力举荐张祜，称赞其诗歌为“辈流所推，风格罕及”。但是，当皇帝想要启用张祜，征询元稹意见时，他回答说“张祜雕虫小巧，壮夫不为”，并以录用张祜可能导致天下“风教”沦丧，加以阻挠。真实原因，当然是元稹故意压制政敌令狐楚赏识的人。因此，张祜一无所获，黯然离开京城，过他寄人篱下的生活，一生都以白衣身份四处漂泊。

    杜牧虽然直到做池州刺史时，才跟张祜第一次会面。但是，他对张祜的诗歌才华，早已心生敬佩。见面后，复意气相投，很快成为好朋友。因此，杜牧对元稹、白居易非常不满，感情的天平始终向张祜一边倾斜。杜牧《寓怀寄苏州刘郎中》诗，就遭元稹阻挠一事，为张祜鸣不平，“天子好文才自薄，诸侯力荐命犹奇。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登池州九峰寄张祜》诗，则是就遭白居易压抑事，对张祜进行安慰：“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

    当然，杜牧之所以为张祜打抱不平，除了他的确欣赏张祜的诗歌才华之外，也跟他与张祜有着相似的遭遇和命运有关，都遭人压抑，怀才不遇。他们的友情中，应该有惺惺相惜、同病相怜的成分。元稹、白居易这一对“情逾骨肉”的好朋友，竟然联手（不约而同？）紧紧扼住张祜命运的咽喉，我也为他们感到遗憾，为张祜感到不平，我愿意站在杜牧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