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晚清重臣，历史上极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曾国藩家书》是他的书信集，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

    在《曾国藩家书》中，有一封他写给父亲的信。这封家书写于清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三，在照例说些琐事报了平安之后，继续写道：老家政治生态不好，这些小官小吏，损公肥私，朋比为奸，热衷于拉帮结派、排除异己，父亲大人您是正派乡绅，不要跟他们有太多来往，不要常往衙门跑，要是您出于正义帮助被他们欺负的人，他们肯定会怀恨在心，各种造谣，最终污化我们曾家的名声，也给我结下许多冤家。而且这个门一开，求你的人接踵而来，怎么顾得过来？不如统统谢绝。父亲大人的来信中，也说要杜门谢客，真是太英明了，是我这个做儿子的深为庆幸的！

    写这封家书的时候，身在京城的曾国藩，正走过人生拐点，步入仕途顺境，短短4个月之内，连升两级。同僚羡慕嫉妒恨的都有，正是敏感时刻，老家不能生出什么是非来。

    著名作家唐浩明如此评点这封家书：“中国的传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中出了一个大官，家人个个都能得其好处；即使本人远在京师或外省，地方官员仍会对其家属优礼有加，更不要说附近的小老百姓对其府上的诚惶诚恐了。于是便有许多这样的官亲，仗势胡作非为，勾结官府，称霸乡里，令百姓敢怒不敢言。有的略微好一点，只为自己及家人谋非分之利，尚不至于武断乡曲，鱼肉小民，然世人对此亦多不满。只有极少数人能自守本分，不插手地方事务。”

    曾国藩

    作为一位有大智慧的官员，曾国藩自然希望父亲不要插手地方事务，在此前一封给叔父的家书中，他要叔父劝说父亲不要去省城县上干预公事，“无论有理无理，苟非己事，皆不宜与闻。”意思是，不管有理没理，只要跟你没关系的事，就不要去凑热闹。曾国藩的父亲接受了儿子的规谏，来信说“杜门谢客”，所以曾国藩大喜，为父亲点赞。

    曾国藩的父亲叫曾麟书，是个重视读书之人，但他不是读书的料，虽然刻苦好学，但天资愚钝，一直考到43岁，参加了第17次童试，才终于中了秀才，虽然晚了些，却也创造了家族的一个纪录：“大界曾氏”几百年来第一个秀才，曾氏家族自此科门大开，人才按捺不住地往外冒，一直繁茂至今。

    曾麟书虽然是个老实人，但总归有些虚荣心，儿子在京城做了大官，老家怀着各种目的找上门来的人越来越多，曾老爷子难免有些跃跃欲试，好在曾国藩的规劝信很及时。唐浩明评点说：“身为官亲，不与闻地方事务，实乃最明智的举措。人之常情都鄙薄仗势行为。仗势而作歹，固然极坏，即便不做歹事，但干扰了地方当局，也易招致是非……曾国藩洞悉人情世故，目光深远。他在京中做官，巴望的是家中清吉平安，不想看到家人仗他的官势而招来舆情腾怨。倘若湘中对他家人的口碑不好，自然也会给他的仕途带来不利的影响。”

    曾国藩的官越做越大，曾麟书也一直低调不多事。这是曾门传承至今的优良家风。

    但并不是所有官员的爹，都像曾麟书这般甘于平淡。譬如，张居正的老爹张文明。

    张居正官做得极大，明朝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掌权柄十年，事实上是大明第一人，连小皇帝都要听他的。有个这么牛的儿子，张文明在老家也跟着牛气冲天了。

    张文明原是湖北江陵一个落魄秀才，虽然刻苦读书，但考来考去，始终是一个秀才身份，就是考不上举人，等到儿子张居正考中进士了，他还是没考上举人。所以他的最终学历是秀才。

    张文明很高调，几乎横行乡里，什么都干，欺压百姓，干预司法，想让谁坐牢就让谁坐牢，想捞谁就捞谁，连张居正自己都承认他老爹在老家的斑斑劣迹，他曾无奈地说：“老父高年，素怀坦率，家人仆辈，颇闻有凭势凌铄乡里，混扰有司者，皆不能制。”

    当地官府，也通过讨好张文明来讨好张居正，远不只是嘘寒问暖，连国有的土地都免费送给张家。更出格的是，当地政府部门为张家修建宅第，居然让大明朝的皇家特工——锦衣卫当建筑工人。这是犯大忌的事，但张文明感觉挺好。

    著名学者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中说，给张文明行贿最多的，是两广的官员，他写道：“明代腐化的空气，已经弥漫了，腐化的势力，侵蚀一切，笼罩一切，何况一个全权在握的首辅，更易成为腐化势力侵蚀的对象。北京只是张居正的寓所，他的家在江陵；张居正可以洁身自好，但是居正有仆役，有同族，有儿子，有弟弟，还有父亲。腐化的势力，在北京找不到对象，便会找到江陵。张居正也许还能管束子弟，他能管束父亲吗？尤其张文明那一副放荡不羁的形态，更不会给一个十几年不曾见面的儿子以说话的机会。”

    张居正

    确实，张居正没法管束自己的父亲。古代中国，一个孝字，至高无上，甚至曾经有律法鼓励“亲亲相隐”尤其是“子为父隐”。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儿子发现父亲有不法行为，隐瞒了，没有罪；如果举报父亲，反而要论罪。张居正不是不知道他父亲在老家胡作非为，但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个孝子，他还得处处无原则地维护父亲，《张居正大传》中写道：“张文明是一个放浪不羁的人，张居正当国以后，当然增加张文明的威风。万历初年御史李颐前往广西，路过江陵，看见张文明气焰太大了，和他顶撞一下，张居正便撤掉了李颐的御史……”

    张居正生前权倾一时，死后却遭遇了抄家惨剧，他甚至险些被掘墓鞭尸。这固然因为张居正过于刚愎自用、树敌太多，但他那位放浪不羁的父亲也脱不了干系。朱东润叹道：“人毕竟是不免受环境支配的。假如居正不生在腐化的空气中，或即生在这个空气之中，而没有那样的父亲，也许他在‘正己格物’的方面，会有更大的成绩。”

    古往今来，“坑爹”的故事多如牛毛，张文明上演了一幕“坑儿”的故事。万历四年，监察御史刘台上奏章公然弹劾张居正七宗罪，其中一大罪状就是“起大第于江陵，费至十万，制拟宫禁，遣锦衣官校监治，乡郡之脂膏尽矣……”意思是，张家在老家江陵建了一座很大的宅邸，花了十万两银子，里面的装修之奢华，就像皇宫一样，还派了锦衣卫监工，不知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很狗血的是，这位监察御史刘台还是张居正的学生。

    这世上有很多“衙内”的悲喜剧，也有不少“领导他爹”的啼笑皆非之事，都是父亲与孩子的关系，只是前者是父亲当官，后者是孩子当官。孩子看待父亲，即使是当了大官的父亲，大抵也要经历“崇拜—质疑—蔑视—叛逆—回归—理解—崇拜”这个循环，而父亲看待孩子，尤其是“学而优则仕”的孩子，父由子贵，自然满心骄傲、欣慰、满足，但也有不一样的爹。

    比如远古时期的“五帝”之一舜，他特别贤能，尧把帝位禅让给舜之前，就已经很重用他了，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还让他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但是舜的父亲瞽叟不仅不为儿子自豪，反而想把他干掉。史料记载：“虞舜，瞽叟之子。性至孝。父顽，母嚣，弟象傲。”这一家子也够混乱的，“顽”“嚣”“傲”，都不是省油的灯，值得一提的是，“象”是舜同父异母的弟弟，这个后母很可怕，直接左右了瞽叟，三个人联合起来，要谋害舜，把他的财产、地位还有两位高干子弟夫人娥皇、女英，统统要给象。当然，舜是天命眷顾之人，数次逃过杀身之祸，然后，一如既往孝敬父亲、后母。很感人，但总让人免不了犯嘀咕：舜是瞽叟亲生的吗？

    舜

    还有一种父亲，是赵佶式的父亲，关键时刻让儿子顶雷。赵佶就是宋徽宗，一个不适合当皇帝的艺术家与鉴赏家。金兵第一次大军南下，他想逃到南方去，但京城怎么办？于是他把皇位让给太子赵桓，太子也不是傻子啊，不从，哭昏了过去。就在他昏倒时，黄袍加身了，老爹跑路了。等到金兵退去，已经成为皇帝的宋钦宗把太上皇从南方接了回来。

    这个太上皇够无耻的，感觉危险过去了，又想再当皇帝了，于是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在某次规格极高的宫廷宴会上，太上皇亲自给宋钦宗斟了一杯酒，表示你很辛苦，让国家转危为安，干了这一杯。但宋钦宗坚决不喝这杯酒，无论大家怎么劝，他都坚决不喝。原因很简单：他害怕酒里有毒。这情形够尴尬吧，太上皇只能放下酒杯，大哭，跑回自己宫里去了。

    这对爱哭的已经完全失去彼此信任的父子，在金兵第二次南下时，谁也没逃掉，双双做了俘虏，连同宫廷后妃、宗室贵戚、大臣约3000人被金人掳到了北方，在金国渡过了余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耻。

    赵佶与赵桓这种父子关系，在历史上不多见——按常规是父亲去世后，儿子才能继位当上皇帝。但父亲把皇位让给儿子的也不少见，不管是真心禅让还是被逼无奈，父子同为皇帝，相处起来总归有些尴尬，比如唐朝的几位父子皇帝。

    宋徽宗

    唐高祖李渊是在玄武门事变两个月之后把皇位让给李世民的，之后作为太上皇还活了9年，可见晚年生活还是蛮幸福的。李渊其实是个有大智慧的人，只是他的历史作用被忽略了，《剑桥中国隋唐史》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高祖是中国一切史书中最受贬低的一位君主。他的声誉之所以蒙受损失，第一是因为事实上他的统治时期很短，而且是夹在中国历史上两个最突出的人物的统治期的中间：他前面的统治者是名声不好，却干了很多大事的隋炀帝，他后面的则是被后世史家视为政治完人的唐太宗。第二，是因为他建立唐王朝的功绩被他的接班人精心地掩盖了……”李渊当然知道这些，但摊上这么一个比自己更能干又更狠的儿子，有什么办法？与其郁闷，不如释然。

    贞观四年，唐太宗大破突厥，生擒颉利可汗，举国上下，一片欢呼——要知道，唐朝初创时，突厥大军一度打到了长安城外。在皇家庆祝宴会上，大家喝嗨了，太上皇弹起了琵琶，皇帝则下场起舞，真是多才多艺的一家人。李渊很感慨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托付得人，复何忧哉”，这八个字，应该是李渊的真心话，即使他午夜梦回，心有不甘，卻也真正接受了这个事实。

    相比之下，唐玄宗李隆基的太上皇晚年，则是郁郁寡欢了。安史之乱，他先是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接下来又失去了皇位——他西奔蜀地避难时，太子李亨在灵武即帝位，即唐肃宗。叛乱平定，李隆基回到长安，早已物是人非，他的亲信被一个个清洗，他想改葬杨贵妃也被阻挠，只能叫人画了贵妃的肖像，张挂于别殿，“朝夕视之而欷歔焉”。他的晚年，一人茕茕独处深宫，形影相吊，好不凄惨。白居易很能理解唐玄宗的最后几年，一阙《长恨歌》写尽了李隆基对杨贵妃的思念和对现实的无奈：“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明英宗朱祁镇北征瓦剌，结果遭遇土木堡之变，被俘虏。等他没有利用价值了，被送回北京时，已经成了太上皇。他的继承者景泰帝，自然不想把皇位再让出来，对英宗是百般提防，形同软禁，小人们也趁机落井下石。最寒心的一幕是：盛夏季节，英宗常常倚在宫中大树下歇息，御史高平进言：这么多树，要是有人爬进来怎么办？景泰帝倒是担心有人顺着大树把英宗给弄出去，于是下令，把英宗所住宫殿的大树都砍了。英宗某日出来遛弯，烈日当空，树阴全无，他的心，绝对遭受了一万点暴击。这日子，还比不上当俘虏享受到的优待呢！

    好在，英宗身体健康，一直坚强活着，等景泰帝重病不起时，一群大臣又拥立英宗，把他从太上皇变回了皇帝，史称“夺门之变”。他复位后，首先做的几件事之一，就是把当初建议砍树的高平砍掉了脑袋——这就是破坏环境的下场。

    刘邦与他老爹刘太公，又是另一种关系了。刘邦是开国皇帝，发迹之前，老是被刘太公责骂，说他不务正业，瞧瞧其他兄弟，家业多大？等到刘邦当了皇帝，一日酒后，当着众人的面，毫不给刘太公面子：您老人家说说，我们几个兄弟谁的家业大，谁更有出息？

    刘邦当了皇帝后，刘太公还是对他吹鼻子瞪眼的，有一次一个宫中总管提醒刘太公：当今天子虽然是您儿子，但他是天子啊，他再来看您的时候，您不能在宫中等着，要到门口去迎接啊。刘太公顿悟了，从此学会了礼节。儿子当了皇帝，父子的关系，就不再是父子的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