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堵物是西晋王夷甫对钱的代称，后来人延用至今。钱，十分特殊，似乎每时每刻都能衍生出无数的故事。

    小学三年级，新学期开学的那天，我把2块5毛钱的学杂费丢了。当时这可是一笔大钱，内心百般不安。下午，一位姓贺的老师在班上发问，谁丢了钱吗？我举起了手。老师问我什么样的面值？一共几张？我一一准确作答后，“巨资”失而复得。那天，老师顺便讲的“拾金不昧”这个成语，裹挟着那一整天的惶恐，深深地植入了一个少儿的内心。

    《增广贤文》说，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我常想，钱的功用，比这要丰富得多。

    但如何定义它并不简单。钱可以是政治，可以是操守，可以是情义，可以是记录，可以是罪孽……

    1964年。旅居在美国的李宗仁，意欲返回大陆。他先将自己收藏的书画等，经香港运送回大陆，言称献给国家，价值11万美元。经国内专家鉴定，实际上大部分是赝品，也就值三千美金。此事上报到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微微一笑：他这是投石问路啊，给他12万美金。很显然这是一笔政治账。

    1953年，大作家赵树理从中宣部调到作协，有人劝他，你可以把你的行政级改为文艺级，每月可以多拿一些钱。赵树理未加思索反问道：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他的《三里湾》出版后，得了一万多块钱的稿费，他心里有些不安，于是向组织提出，我不再拿工资了。直到1958年才重新领工资。作家孙犁早年曾经攒了27000元的稿费，但是他把大部分都交了党费。这笔钱当时可以买下北京后海四座四合院儿。

    陶铸的夫人曾志，一生严于律己，临去世的时候将自己6万多块钱的存款一次性交了党费。

    这就是操守。

    梁启超才华横溢，书法了得。有一度他曾每天晚饭后就挥毫。他当时每个大字可以卖八元钱。如此不辞辛劳于砚田，是为了蔡松坡图书馆的日常开销。他倡议为蔡锷建立了图书馆，但维持运营的经费并无着落，于是他每日笔耕，每月可以挣到两三千元。

    梁启超发现有的学生经济困难，就把一些抄抄写写的活给他们干，而付出的酬劳却很可观。少则二三十元，多则五六十元，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说是付酬，不如说是资助。

    林语堂留学美国的时候，经济难以为继，他便写信给胡适，让他设法帮助借钱。胡适回信说，他已联系好预支林将来在北大的工资，要求林归国后到北大任教。林语堂前后得到了两千美元。归国后，他面谢北大校长蒋梦麟，蒋一愣，表示不曾有此事。林语堂恍然大悟，这都是胡适自掏腰包为他摆脱了困境。

    首都博物馆有一张捐款清单，是李大钊惨遭绞刑六年后。为了厚葬他，北大同仁发起的。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等十余人每人捐了20元。鲁迅、梁漱溟等每人捐了50元。

    这些钱承载的是情义。

    还有众多钱的故事，为我们记录着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

    司徒雷登在北京西郊为燕京大学寻找新址。陕西督军陈树藩闻知是办学之用，便将自己40多公顷的园子让出来，只收了6万大洋，并捐出2万做了奖学金。建国后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合并，北京大学迁入了现址。

    1923年9月，鲁迅受聘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兼课老师，每周一小时，月薪13块5。钱玄同同期受聘系主任兼教授，月薪400元。这些聘书，现在陈列于北师大校史馆里。

    极左时代，大学者吴宓早已沦为臭老九，一天他忽然听到有人喊他“吴老师”。他禁不住热泪盈眶，他急忙从兜里摸出十块钱来，激动地要送给对方：已经好多年没有人叫我吴老师了。我心里感动啊，你一定要收下，否则我心里不安。

    在台湾京剧界桃李满天下的白玉薇回忆说，她幼时在北平拜师王瑶卿学戏，月付60元。为了吊嗓子，每月还要付琴师12元。她说，当时北平一块钱可以买一袋白面，她家的佣人每月工资不超过两块钱。京剧是角儿的艺术。只要成角儿，收入不可限量。麒麟童周信芳七岁成名，每月可以拿到包银60银元。13岁包银涨到450元。19岁，每月可以拿到1500元。

    由此可见当年京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