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浒传》中，施耐庵多次将梁山泊面积描述为「方圆八百里」（约合今天的 20 万平方公里），然而今天山东省济宁市的「水泊梁山景区」整体占地也不过 4.6 平方公里。

    梁山泊的这两个面积，在数字上有着天壤之别，让人不禁怀疑为什么梁山泊在数百年中出现了如此大的面积萎缩。

    其实，这是因为《水浒传》中「八百里梁山泊」的说法和历史上梁山泊的真实情况并不相符。

    北宋时期的水泊梁山并非真有「八百里」。不过，《水浒传》原文中对梁山泊「方圆八百里」的描述也不是毫无根据。关于该说法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宋代文人的一段讹传说起。

    北宋年间对梁山泊范围的描述，最早出自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中的一段轶事：

    王安石当政时，有位客人前来拜访，向他献计说：「如果能把梁山泊的水排干，可以得到良田万余顷。但我还没想好该把排出来的水蓄到哪里。」

    王安石听后侧首沉思，问道：「哪里能蓄得下这么多水？」刚好集贤校理刘攽在一边旁听，打趣道：「再挖一个梁山泊不就行了？」王安石听后大笑，这才感觉这个计划不靠谱。

    《涑水记闻》记载了司马光在朝中见闻的许多军国大事，后世史学家认为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不过，《涑水记闻》提到的只是「万余顷」，并不是「八百里」。

    但等到成书稍晚的《渑水燕谈录》（元佑四年，公元 1089 年）再次提及此事时，故事的内容却发生了些许变化。《渑水燕谈录》中称：

    有人提出排干梁山泊作为农田。其他人诘问道：「梁山泊是一片古代的巨大沼泽，广袤程度达到数百里。现在如果排干，等到秋夏之交，各处涨水，何处可以容纳？」刚好刘攽坐在一旁，徐徐说道：「可以在梁山泊旁边再挖一片大小相同的水池，水就可以容纳了。」

    虽然《渑水燕谈录》和《涑水记闻》在大意上基本一致，但关于梁山泊的大小却从原本的「万余顷」，变成了「广袤数百里」。

    《渑水燕谈录》的作者王辟之是三朝老臣，其笔记出自他平时听闻的士大夫言论，可信度也不算低。但王辟之官位较低，和王安石也没有什么交集。

    因此司马光对有人向王安石提议「排干梁山泊」这件事情的描述，可信度应该更高。而且王辟之所说的「数百里」，是个非常模糊的数字，跟「方圆八百里」仍有很大差距。

    直至数十年后的南宋时期邵博的《闻见后录》（成书于绍兴二十七年，公元 1157 年）中，才首次出现了「梁山泊八百里」的说法。而且这个说法，也出自和《涑水记闻》和《渑水燕谈录》相同的故事背景。《闻见后录》中说：

    王安石好言利，有小人谄媚说：「把梁山泊的八百里水泽变为田地，是利益极大的工程。」王安石听后甚喜，徐徐说：「想法不错，但水该排往何处？」刚好刘攽在座，说道：「在旁边再凿一个八百里的水泊，就可以容纳了。」

    相比《涑水记闻》和《渑水燕谈录》，邵博的《闻见后录》虽然成书最晚，但其中的说法却流传最广。

    南宋以后的书籍，几乎都毫不犹豫地把「梁山泊八百里」当成了定论，纷纷采信，《水浒传》只不过是众多受害者之一。

    事实上，与「梁山泊方圆八百里」类似的夸大记载并非孤证。中国古代的文人，一直都有夸大数字的写作习惯。而且这种写作习惯，也和作者的立场与爱憎倾向密切相关。

    例如，经当代史学家考证，许多有关唐代叛将安禄山的负面记载就存在夸大之处，而且民间私修的著作在这方面做得尤其出格。

    王安石是自南宋以来颇受指责的人物，不少南宋乃至南宋之后的文人，都把北宋的「靖康之变」归咎为王安石变法的施政不当。

    正是这种政治偏好和社会风气，导致邵博在《闻见后录》中夸大了梁山泊的大小，用来间接突显出王安石的愚蠢、荒谬和误国之处。

    而后世文人从偏向保守的立场出发，本来就不认同王安石的作为，自然也乐于采信对王安石更加不利的记载。

    反倒是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对手司马光，没有趁机抓住王安石的把柄肆意攻击，而是用相对客观的笔调，把王安石的言行忠实地记录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