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六年（纪元６３２年）唐太宗勅命制作《氏族志》，调查天下名门世家所付与家世等级中，仍然是清河崔氏被推第一，范阳卢氏第二，唐朝国姓陇西李氏仅列第三，震怒的太宗亲加修改，抑压崔氏为第三，与李氏倒易。

    至次代高宗而续有《姓氏录》的再编定，姓氏排列次第再调整。 虽然此一大事的背景，也与唐朝抑或其先行朝代隋朝开国期，包括两朝代各别的创业主杨氏与李氏，所有活跃于其时的权力世族，于五世纪北魏世族固定化形成基盘的社会地位上，都仅系二、三流而非一流世族有关，此从《氏族志》最早的编定可知，也因而招致太宗的赫然斯怒。

    唐太宗李世民所修《氏族志》称:"李氏凡十三望,以陇西为第一。    然而，用政治压力对世族地位重加组合，固不失为大打击，却非绝对有效，尤其关于毁坏名门久已深厚的社会根底。所以，通唐朝一代，崔氏、卢氏等一流名门望族受社会尊敬的事实与社会习惯仍在，其完全没落，须连续经过黄巢之乱与五代军阀动乱的唐末以来大变革期。

    然而，前后十个世纪左右的豪族—世族—望族盛极而衰，瓦解其最后堡垒的动力，则不得不注视系唐朝正面加诸名门世家压力的强烈意志表现，强力中央集权制国家必需与必然的方针。

    南朝世族早便自坏，北朝系世族的阶级高墙也自隋朝而至唐朝，着手拆除，其手段，端恃强力的政治力剥夺其所附着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特权，对其根源的社会门望，则顺随一流世族与大门阀，所谓“四姓”的政治权威原自北朝崩坏期先已失坠，隋唐开国结合的都属原二、三流世族的趋向，于唐朝断然续以“功勋”、“贵戚”的政治准则替代，由国家改评氏族等级高下以加制压。

    唐文宗曾感慨，我李家两百年天子，还不如山东的豪族。    唐文宗在位时期，想为皇太子迎娶另一大豪门荥阳郑家郑覃的女儿。可是郑氏经过一番商议，决定不和李唐联姻，抢在唐文宗正式提亲前，就把女儿嫁给了崔家的孩子。当时那崔氏的嫡系家长，在朝廷不过是九品芝麻官。唐文宗听到这个消息，又羞又怒。他召见阳郑覃，训斥他说：“朕向你们郑家提亲，乃是为皇太子选妃，你却玩如此手段，到底什么居心。听闻朝廷大臣，都不愿意和朕做亲家，这是为了什么？想我李唐皇族乃天水李氏，也算是陇西李氏一脉。陇西李氏乃是和你们郑氏、崔氏齐名的五大门第，有哪里配不上你们郑家?"

    抑且，唐朝开国功臣，亦即所结集世族的籍贯为偏向关中，所以原最大势力的山东世族又便是最主要打击对象。于此，《新唐书》高士廉传是篇值得注目的文献：

    初，太宗尝以山东士人尚阀阅，后虽衰，子孙犹负世望，嫁娶必多取资，故人谓之卖婚。由是诏高土廉与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责天下谱谍，参考史传，检正真伪，进忠贤，退悖恶，先宗室，后外戚，退新门，进旧望，右膏梁，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五百六十一家，为九等，号曰《氏族志》，而崔干仍居第一。

    帝曰：我于崔、卢、李、郑（即“四姓”）无嫌，顾其世衰，不复冠冕，犹恃旧地以取资，不肖子偃然自高，贩鬻松槚，不解人间何为贵之。齐据河北，梁、陈在江南，虽有人物，偏方下国，无可贵者，故以崔、卢、王、谢为重。

    今谋士劳臣以忠孝学艺从我定天下者，何容纳货旧门，向声背实，买婚为荣耶？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为公卿大夫，世世不绝，此谓之门户。今皆反是，岂不惑耶？朕以今日冠冕为等级高下。

    遂以崔干为第三姓，班其书天下。

    高宗时，许敬宗以不叙武后世，又李义府耻其家无名，更以孔志约等十二人刊定之，裁广类例，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帝自叙所以然。以四后姓、酅公（隋之后）、介公（北周之后），及三公、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仆射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孙，余属不入，改为《姓氏录》。当时军功入五品者，皆升谱限，缙绅耻焉，目为勋格。

    义府奏悉索《氏族志》烧之。又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婚。

    先是，后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宝等为冠，其后矜尚门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后房玄龄、魏徴、李勣复与婚，故望不减。然每姓第其房望，虽一姓中，高下悬隔。李义府为子求婚不得，始奏禁焉。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凡男女皆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为敝云。

    河中之水歌

    梁武帝萧衍(南北朝)

    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

    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

    十五嫁于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

    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

    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

    珊瑚挂镜烂生光，平头奴子擎履箱。

    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嫁与东家王。

    可以显知，社会意识究非政治力量可以驾御，世族可因国家干预而丧失外延的诸势力，基础的社会地位仍然牢固，愈是原一流名望大族愈受尊敬的社会意识仍然强烈，即使勋贵之家，也仍以攀婚为荣。

    望族终于没落，时间固非在唐朝，种因却便自唐朝。政治压力不能毁坏名族的社会基础，程度上的损害则不可避免，前引《新唐书》高土廉传已谓“当时军功入五品者皆升谱限”，同书李义府传说明更明晰：“官至五品，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进者，悉入书限”，已是门第高下依凭的谱系混淆原因之一。

    之二，流行的赐姓影响，战史上伟大统帅之一的徐世勣受赐国姓，又避太宗名讳去“世”字而以“李勣”闻名，以及另一开国功臣突厥可汗近支血族阿史那大奈，以原突厥特勤身份归化，从秦王时代的太宗荡平群雄，赐姓“史”，都是因赐姓变更族谱之例。

    愈益严重的，自唐朝中期以来义儿风习炽盛（于亲生子外，加养异姓子改己姓，入家系，以达增大家族势力的目的，至五代而达盛行高潮），更于姓氏、家世、谱系制造大紊乱。门第命运，注定日暮途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