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千多年前的魏晋交替之际，政治黑暗，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有七位骨鲠风度的年轻人不满于当朝的血腥统治，带着自己的真性情隐逸于竹林之下，谈酒赋诗，肆意酣畅。

    当政治颓废促使富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隐逸观念深入人心，当“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的隐逸成为渐具独立自由意识的士大夫们一种内心冲动时，“隐”已悄然转换为“贤”的代名词，成为世人争相效仿的“偶像”，故而，世人们带着羡慕和崇敬之情，为这群遗世而独立的年轻人冠以“竹林七贤”的名号。

    南朝宋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对竹林七贤有详细的记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届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七子虽同游于竹林之下，但乱世之中，七个人的政治抉择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所有选择，有人拥魏，有人附晋，可以说曹马之争改变了他们每个人的命运。

    从“竹林之游”的故事被《晋书》系于“嵇康传”一事中我们就足以看出，嵇康在当时“竹林七贤”中，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世说新语》中亦有记载，评嵇康是“人中卧龙”，七子之中，最为优秀。不仅如此，《史书》中称嵇康“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实在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美少年，在诗词乐赋上，嵇康也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才。

    嵇康原是魏宗室的女婿，任过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司马氏掌权后，嵇康便弃官闲居，或与三五好友作竹林之游，或入山采药。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后来推荐嵇康去做礼部尚书，但嵇康不肯接受并写信拒绝：因自己反对司马氏所提倡的礼教，恐为司马氏所不容。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嵇康的政治态度，忠于曹魏。

    司马昭对才华满腹的嵇康求而不得，遂派亲信钟会考察嵇康的动向，当时嵇康正在家中庭院中与向秀锻炼，对钟会的来访毫不理睬，不甚友好，钟会自知没趣，愤愤不平。谁知钟会此人小肚鸡肠，回去后便添油加醋的对司马昭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并进谗言：“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钟会的话正中司马昭下怀，加上嵇康的不合作态度，彻底引发了司马昭的忌恨，最终以“儆百示众”的名义将嵇康杀害。

    在竹林七贤中与嵇康齐名的是建安七子阮瑀的儿子---阮籍。

    与嵇康不同的是，阮籍在曹马之争中采取了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史称阮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嗜酒能啸，喜弹琴，当其得意，勿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

    历史上的阮籍是“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司马昭曾为司马炎向阮籍的女儿求婚，阮籍为了躲避这一政治联姻，遂饮酒六十余日，终得以摆脱。钟会也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每次都喝的醉醺醺的逃避过去，后来司马昭尝试与他谈论时事，但阮籍每次都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来应付过去，让司马昭也束手无策，或许是对嵇康的悔过，司马昭对阮籍放浪形骸、违背礼法的行为采取容忍的态度，使阮籍得以终其天年。

    竹林七贤中的“老大哥”山涛属于大器晚成的人。

    其父早逝，山涛少年孤贫，前半生隐居不仕，与嵇康等隐逸竹林，年四十才出任郡主簿。

    王戎曾盛赞山涛：“山涛就像未经琢磨的玉和未经冶炼的金一样。人们往往都欣赏玉和金光彩夺目的外表，而对未经琢磨的玉和未经冶炼的金，却不知道它们内在的高贵质地。”山涛气度非凡，且见多识广，即使自己和嵇康的政治抱负不同，但仍在嵇康去世二十年后，不忘旧情，举荐嵇康的儿子嵇绍为秘书丞。其次，山涛在生活上也不像阮籍一样狂饮至大醉，他也饮酒，但有限度，至八斗而止。生活节律，行不违俗。

    在司马昭以“儆百示众”的名义杀害了嵇康之后，确实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震慑作用，比如向秀的表现。

    向秀才华横溢，并有深识远见，在曹魏时期就不愿入朝为官，遂于嵇康、阮籍结为好友，游于竹林，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竹林七贤中，向秀与嵇康最为交好，经常在洛阳帮嵇康打铁。但自嵇康被杀后，向秀迫于政治压力，便以应举之名入朝为官，向秀虽当了司马昭的官，但“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也就是当官不管事，在世上留有存活之地罢了。

    刘伶可谓是竹林七贤中最为任性放浪的一位了。

    司马氏当权后，刘伶把一切都置之度外，脱离政治，远离社会，以酒为乐，来避免司马氏的迫害。相传他酒后“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刘伶嗜酒成魔，有一次宾客到访，刘伶却不穿衣服，客人责问他为什么不穿衣服，他反而说：“我以天地为舍，以屋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放荡不羁的刘伶充分体现了对名教礼法的否定。

    要说刘伶的文学贡献，传世的就只有《酒德颂》一篇了。

    少年得志者非王戎莫属。

    王戎少时因“幼而颖悟，神彩秀彻”而受到名流裴楷的赏识。在竹林七贤中，王戎与阮籍相差二十岁，两人结为忘年交，共游竹林。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王戎的品质开始慢慢受到世俗的侵蚀。有一次在竹林之游中王戎迟到，阮籍说：“俗物已复来，败人意。”阮籍称王戎为俗物，可见王戎已俗不堪言。

    王戎的转变，是在他袭爵当官之后的事。王戎当官后，声誉每况愈下，逐渐成为令人发指的利禄之徒，不仅敛财无数，吝啬程度令人齿冷：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竹林七贤中的最后一位，阮籍的侄子---阮咸。

    阮籍与阮咸叔侄二人在当时并称为“大小阮”，阮咸同他叔叔一样嗜酒如命，狂浪不羁。有一次阮咸与亲友们在一起喝酒，不用酒杯，而是直接用大盆喝，喝的不省人事。 据说当时有一大群猪走过来饮酒，阮咸就和猪一同饮酒，一面饮酒，一面鼓琴，不亦乐乎。后来“与豕同饮”传为笑话。

    要说阮咸为人所称道的地方，就属“善解音律”这一项了，有一种古代乐器还以“阮咸”命名。著作留下的只有一篇《律义》残文而已。

    竹林七贤在黑暗的政治动荡中展现了不一样的价值选择，体现了每一个人的处事态度，如果说以嵇康为首的士人代表了正直不屈的忠义精神，那么以王戎、山涛等人则代表了现实主义中明哲保身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