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中华文明历史长河流淌过漫漫五千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过的文明。没有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就没有中华文明的弘扬和繁荣，如今，中华文明屹立世界潮头，担负起凝聚民族复兴之魂的历史重任。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曾有过几次劫难，“永嘉之乱”是最痛心、最危险、最漫长的一次祸乱，中华文明险些断根，中华文化险遭毁灭，在灭文亡种的危急时刻，有幸在汉帝国时期开辟的河西走廊，因其偏居西北，汇聚中原有识之士，保存了中华文脉，留下了华夏基因，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顷，让中华文明得以传承，生生不息。

    公元220年，汉帝国在历经（西汉、王莽新政、东汉）这三个时期409年的统治之后，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王朝还是崩坍了。此后的中原大地，历经了三国前期的诸侯争锋，列强混战，逐渐形成魏、蜀、吴三个国家，司马家族在篡取曹魏政权之后建立了西晋王朝，有过一段短暂的统一，但这只是昙花一现，中原大地再次迎来了一场更大的灾难，西晋王朝司马氏家族内部为争夺中央政权而爆发了“八王之乱”，混战由此开始，从西晋到东晋，再到十六国，还有往后的南北朝，战火连续绵延，几百年不曾熄灭。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一个时代，群雄四起，烽火连天，远比三国混乱和复杂。

    公元265年，司马家族开始登台亮相，晋武帝司马炎靠着先辈打下的基础登基，由此西晋开始、可是好景不长，俗话说“一槽不容二马”，司马家族这些大大小小的司马王爷众多，而且都不甘寂寞，蠢蠢欲动，都想学着老祖宗的样子过一把皇帝瘾，安稳的日子只过了26年，就起了内讧。而且这场内讧声势浩大，持续时间很长。太熙元年（290年），晋武帝临终时命弘农大姓出身的车骑将军、杨皇后（杨芷）的父亲杨骏为太傅、大都督掌管朝政。继立的晋惠帝痴呆低能，即位后难以料理朝政，皇后贾南风为了让自己的家族掌握政权，于永平元年（291年）与楚王司马玮合谋，发动禁卫军政变，杀死杨骏，不料自己未能如愿亲政，政权旁落汝南王司马亮和三国时期魏国、西晋两朝元老卫瓘手中。贾后政治野心未能实现，当年六月，又使楚王司马玮杀汝南王司马亮，然后反诬楚王司马玮矫诏擅杀大臣，又将司马玮处死。贾后遂执政，于元康九年废太子司马遹，次年杀之。从公元（291——306年）的16年间，司马家族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位功高震主的诸侯国王爷觉得自己能耐很大，互相勾心斗角，角逐权利，搅的西晋不得安宁。最后直到311年才相对安静了下来。贾太后以及八王为争夺中央政权，卷入这场血腥的争斗之中，内战不断，经济奔溃，百姓遭殃，历史学家将这场历经21年的大动乱称之为“八王之乱”。经过“八王之乱”，西晋从此一蹶不振，开始走上下坡路，从而导致了“五胡乱华”。从晋元帝司马睿开始，西晋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东晋历经11帝之后，到恭帝司马德文之后，东晋也灭亡了，中华大地从此又进入了一个大动乱时代。

    众多游牧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国力衰弱之际，陆续建立数个非汉族政权，形成与南方汉人政权对峙的时期。“五胡”主要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大部落，五胡是西晋末年各乱华胡人的代表，但事实上数目远非五个。公元311年，趁混乱之际，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游牧部落联盟，向中原发起了大举进攻。洛阳、长安相继被攻破。从公元304年至公元439年（西晋永兴元年至北魏统一），南至淮河，北至阴山，西至葱岭，东至东海，东北至鸭绿江下游以北，西南至澜沧江以东，相继建立了十六个较大的分裂割据政权。即成汉（巴氐）、汉、前赵（匈奴）、后赵（羯）、前凉（汉）、前燕（鲜卑）、前秦（氐）、后秦（羌）、后燕（鲜 卑）、西秦（鲜卑）、后凉（氐）、北凉（匈奴）、南凉（鲜卑）、南燕（鲜卑）、西凉（汉）、夏（匈奴）、北燕（汉）。此外，还有冉魏（汉）、西燕、夏一共大大小小19个国家，但冉魏（汉）、西燕（鲜卑）、夏（匈奴）没有包括在内。汉和前赵算一国，史称十六国时期。

    在那个年代。“皇帝轮流做，明年到君家”，稍微有些势力的人物，都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先积累财富、后招兵买马，为当上皇帝而努力奋斗。一旦时机成熟，就和周围国家分庭抗礼，划清国界，登基称帝，啸聚一方，作威作福。十几个国家实力都差不多，谁也奈何不了谁，打打杀杀，争来抢去，正中了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诗中所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不管王朝兴衰，不管朝代更替，也不管那个皇帝执政，遭殃的只有老百姓。百余年间，北方各少数民族和汉人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了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不一的国家和政权，其中存在时间较长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有十六国。而入主中原的五个主要部族即由匈奴、羯、鲜卑、氐、羌五个草原少数民族组成，习惯上称之为“五胡乱华”或“五胡十六国”。有的学者也称之为”永嘉之乱”、”中原陆沉”、“中原沦陷”等。这一时期，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是汉民族的一场灾难。直到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589年灭陈朝，方使中国结束了300年的动乱和分治。

    凡事都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永嘉之乱”虽然破坏了中原政权和经济架构和中原文化，但却使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文化经济进一步交往。由于中原汉族为了避难，大部从从黄河流域大规模进入长江和珠江流域，史称“衣冠南渡”，南渡导致了经济重心南移，文化南移，也增进了与远在南方的百越、三苗族裔与中原汉族的文化和经济的联系，从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但“永嘉之乱”的破坏是极大的，它使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长达三百多年的大分裂与大混乱的格局中。历经血腥屠杀和残酷的民族压迫，中原人口锐减。在如此乱世之中，令中国传统文化蒙受到巨大冲击，斯文扫地，伦理尽失，千里沃野的中原转眼间已成人间地狱。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和浩劫。在长达三百年的动乱之中，那些身世显赫、学识渊博的名门望族不得不面对残酷现实——生存，还是毁灭？生存，究竟该去哪里生存？他们被迫做出选择——其中部分大族南下来到长江流域，并在江南建立了东晋王朝；另一部分，则向西北迁徙，渡过黄河，来到了河西走廊。经过汉帝国将近400年的经营，河西走廊农耕、畜牧与商贸已经发达，是躲避战乱的桃源之地。魏晋动乱之际，很多向河西走廊迁徙的世家大族都选择在这里定居。

    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玉门关，东西长约1000公里，河西走廊夹在南部的祁连山和北部的合黎山、龙首山、马鬃山之间，主要城市有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历史文化名城，它自古就是西北地区重要的交通要道。西汉元狩二年（前121），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右，击匈奴，使整个河西纳入西汉版图。在陇西郡和北地郡基础上，增设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汉时的“丝绸之路”经这里通向中亚、西亚，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条黄金通道，不仅是黄金要道，也是著名的米粮仓，出兰州过乌鞘岭，再过古浪峡到凉州（武威）那就是地势平坦幅员辽阔的平原，自古以来就是富足之地。在河西走廊山地的周围，由山区河流搬运下来的土质堆积于山前，形成相互毗连的山前冲积扇平原，这些地区地势平坦、土质肥沃、引水灌溉条件极好，便于开发利用。在祁连山4500米以上的高山上，有着丰厚的永久积雪和史前冰川覆盖，这些积雪和冰川在每年特定的季节融化，汇聚成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三大内流水系，为这一地区大量的绿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资源。由于得到充沛的灌溉，河西走廊的甜菜、葵花、小麦、糜子、谷子、玉米、水稻、高粱、马铃薯、胡麻、油菜长势良好。林茂梁丰，牛羊成群，六畜兴旺，河西走廊成为西北地区最主要的粮食基地和畜牧业产地。据说当时河西走廊的经济繁荣程度是仅次于长安、苏州和杭州。万里茶道东起武夷山，黄山，湖北、湖南等地过长安、入太原、出大同，进入呼和浩特、银川中卫再到河西走廊而后穿过西域穿越诸国、中东直至地中海。万里丝绸路东起苏州、杭州过长安到天水、兰州入河西走廊穿过新疆，穿越中东直至地中海沿岸。西域的药材、皮革、香料、珠宝、宝石等都要经过河西走廊转卖兑换，而后进入长安。那时的河西走廊各国商旅纵横，经济发达，盛极一时。河西走廊一度是距离长安最近的副金融中心，最大的外贸交易中心。

    中原发生了“永嘉之乱”。而河西走廊因为地处偏远没有受到太多冲击。在当时的长安，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秦中川，血没腕，唯有凉州（武威）倚柱观。”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作为相对安定、平静的所在，大量人口迁徙至此。尤其洛阳以西及关中等地，投奔河西走廊的人更是络绎不绝。甘肃秦安人郭荷一路西行，除了追随他的弟子之外，还有极为珍贵的、数代家传的经史典籍。郭荷来到位于河西走廊中段的马蹄山和山下的临松薤谷一带。在那个群雄逐鹿的年代，中原王朝正在发生着颠覆性的改变，混乱与杀戮已经无法避免。重峦叠嶂，松涛起伏，山顶常年白雪皑皑，山下四季流水潺潺的临松薤谷，对于专心治学的人来说，马蹄山和临松薤谷是个可以潜心修行的地方。郭荷“明究群籍，特善史书”，还有众多和郭荷一样西迁的家族在河西走廊扎下根脉，不再东返。他们成为当地著名的大姓，史称“河西望族”。郭荷的声望渐渐引起了士林们的注意，年轻的学子纷纷慕名而来，郭瑀等人成为郭荷的弟子，开馆讲学，传授汉学。敦煌效谷人宋纤也在酒泉南山中刻苦钻研儒家经典，开始讲学传道，弘扬中华儒家文化，教授的学生多达三千余人，规模堪比孔子。汉朝覆灭之后。中原的动荡与杀戮使得汉学、儒学遭受了重大打击。 但河西儒学却独树一帜，异常繁荣。武威的文庙是仅次子山东曲阜孔庙和北京孔庙的全国第三大孔庙建筑群，相传最早建于前凉时期，是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传播繁衍的印证。郭瑀在河西走廊张掖一带的临松薤谷远离世间的纷争，他把郭荷传授给自己的思想融会贯通，写下了《春秋墨说》和《孝经错纬》，为后世汉学留下根脉，尊儒重教的文风在河西走廊延绵不断。郭瑀门下不断有弟子慕名求学，郭瑀传承了老师郭荷的做法，在这清幽的山谷中向弟子们传道、授业、解惑，尽自己所学，让他们明白儒家思想的真谛。学习之余，他还带领门下弟子在马蹄山开凿石窟。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片原本只为安身而建的石窟，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将成为中国重要的佛教造像圣地——马蹄寺石窟群，同时也成为那个时代河西走廊上儒家与佛教两大文明交汇的见证。

    公元376年。前秦国君主苻坚西征前凉，河西走廊归于前秦统治。为了完善前秦国的礼仪制度，崇尚儒学的苻坚让当地太守选派300名河西子弟拜在郭瑀门下，求学礼制，传播圣人的思想。酒泉的祁嘉、马岌；武威的段承根、阴仲达；金城的宗钦、赵柔等一大批儒学大家也纷纷开馆收徒。河西民间教育如雨后春笋，求学之风蔚然而起。郭瑀门下聚集了上千弟子。公元400年，时任敦煌太守的李暠在河西走廊西部的敦煌建立了西凉政权。沿袭了汉晋以来选拔人才的制度，兴办教育，倡导儒学，甚至亲自策问士人，量才授官。西凉时期昌盛的文治之风，在当时纷纷建立的政权中是独树一帜的。文教事业的发展，不仅保留了中原传统汉学儒家文化，也造就了大批著名学者。身为君主的李暠亲自拜访、礼贤下士，更是让郭瑀的得意门生刘昞所感动。这是自己的师长郭瑀与祖师郭荷未曾拥有的待遇，后来刘昞出任西凉主管文教的“儒林祭酒”，北凉建立后，又继续从事著述与教学工作。他以孔子所言“朝闻道，夕死可矣”鼓励自己，昼夜苦读，大量饱览当时中原世族避难河西时所带来的珍贵文献典章，并为之作注。他一生著述不下一百二十卷，是五凉时期学术著述最多的学者。此时的河西走廊，继续着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并形成了与中原地区相对应的地域文化系统。成就突出的，不仅是学术，还有以散文、诗歌、辞赋为主的“五凉文学”。

    北凉后期，河西地区向东晋朝廷进献了154卷典籍。《宋书》记载，其中有失传以久的西晋以前的古籍，也有刘昞等河西本土学者的著作。十六国时期在中原和江南已经失传的魏晋时期名著《人物志》，就是由刘昞为其作注而在河西走廊保存下来，并得以传回中原和江南。尽管河西地区政权更替频繁，但战乱造成的破坏相对要小。而历代统治者皆注重文化教育，使得中原、河西两大士人群体云集河西走廊。以郭荷、郭瑀、刘昞三代师徒为代表的河西学者，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风云际会的丰富世界。在那个天下分崩、豪杰并起的混乱年代，他们不仅见证了河西五凉政权的百年风云，更牢牢坚守着一份属于学者的灵魂净土与儒学传承的使命。他们开办规模浩大的私学，与政府官学相辅相成，教育与著述并重，造就了五凉时期河西儒学昌盛的景象，河西走廊因此成为中国北方的儒学文化中心，为乱世中的中原汉学文化保留下了根脉。

    公元439年。鲜卑族拓跋氏率领的北魏军队兵临武威城下，北凉灭亡。河西地区长达140年的割据态势就此结束。这是中国北方地区自西晋末期中原分崩之后首次迎来的大统一。北魏拓跋氏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为赢得广泛的支持，开始推行汉化政策。作为汉文化的正统思想以及中国诸子百家学说中最具有治国安邦特色的学说，儒学受到了格外的推崇。为了加强学习汉文化与制度，北魏政权进占河西走廊之后，立刻着手将河西走廊的世家大族与工匠三万户迁徙到北魏首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在这次大规模的东迁中，包括刘昞的学生在内，几乎全部的河西学者都被迁往中原，自汉延续至今的河西文化及学术亦随之东渐。为了建立统治秩序，北魏政权迫切需要礼仪律令的制定和完善，这些熟悉汉代儒家礼仪律令之学的河西学者得到了北魏政权的礼遇和重用。他们大兴儒风，振兴礼乐，积极参与了北魏鲜卑政权的文化转型和政治改革。此后的隋唐承袭了北朝的政权系统，以强盛之势统一南北，开创了大一统的盛世局面。河西文化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并列，成为隋唐文化的渊源。两千年后，中国20世纪国学大师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针对河西文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之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这是河西走廊对于中原王朝的回馈，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北魏东迁时制定的政策是，年逾七十以上的长者可以获准不必东迁。而河西走廊的百年风云，已被刘昞记录在十卷本的《敦煌实录》与十卷本的《凉书》中。这位后来被北魏孝文帝誉为“德冠前世，蔚为儒宗”的河西大儒最终选择了魂归临松薤谷。后人理应感激中国辽阔的西部，西部的河西走廊这样一条至关重要的通道，纷乱颠簸的命运将中原文明、中原文化引向这里，河西走廊成为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重要圣地。

    今天从兰州出发，越过黄土高原、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与河西走廊东端分界的乌鞘岭，便正式进入河西走廊。自东南往西北，河西走廊依次经过东段的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嘉峪关、瓜州（安西）、沙州（敦煌），一直延伸到玉门关附近。河西走廊居住着汉、蒙古、藏、裕固、哈萨克、回、满等近50个民族。以汉族为主，主要绿洲上从事农业生产。藏族、裕固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则从事牧业，构建成了民族大融合，民族大繁荣。河西走廊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名胜古迹灿若星河。 敦煌遗书、居延汉简都与河西走廊有关；中国旅游标志的马踏飞燕，就是从武威出土的，河西走廊的文物品类极其丰富，艺术成就很高，文物价值突出，简牍、彩陶、壁画、岩画、雕塑、古城遗址等等，各具特色，交相辉映，简直就是一条灿烂夺目的“文化长廊”。河西走廊是佛教东传的重要通道，这里留存了大量的石窟群：武威天梯山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玉门昌马石窟，瓜州榆林石窟，敦煌莫高窟……大大小小的石窟星罗棋布地点缀于走廊沿线，河西走廊又被人们称为“石窟艺术走廊”。古丝绸之路从西安出发，穿过河西走廊，分别从阳关与玉门关进入新疆，河西走廊因此成为古丝路的枢纽路段，连接着亚非欧三大洲的物质贸易与文化交流。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相互激荡，积淀下蔚为壮观的历史文明。对于河西走廊的这一优势，季羡林评价：“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河西走廊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了。”

    传统文化是时代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复兴之魂魄，它放射出的璀璨光芒照亮了中华历史的轨迹。儒家贤达们的身影也成为我们今天仰慕的一座座高山，追寻的一条条大道。今天行走在河西走廊，已经寻找不到那些士林大儒们的踪迹，但那斑斑驳驳的汉长城、烽燧还在，祁连山凛冽的雪线还在，葱茏茂盛的片片绿洲还在，讲学修行的那些书院还在，不同时期开凿的那些石窟还在，还有考古发掘出的众多历史遗迹，顺着这些历史的足迹，探寻河西走廊厚重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感受它在华夏文明传承中不息的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