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元年（742），已过不惑之年的李白被玄宗召入宫中。此时李白漫游洞庭、襄阳后回来不久，在一次又一次的远途跋涉的拜会无果、一年又一年的求仕路折翼、四面受阻“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悲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之后，突然收到召入长安的消息，可以想象李白心中的惊喜，他“呼童烹鸡酌白酒”，“高歌取醉欲自慰”。出蜀十七八年，大好青春都已浪掷，愁云惨淡时忽被任用，更要“起舞落日争光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喜不自胜之情跃然纸上。

    彼时许氏当已谢世，与刘氏的短暂婚姻以对方主动离异终结，离异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嫌弃李白“碌碌无为”，为李白主持家务的也许就是“鲁一妇人”，“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李白与许氏感情深厚，“肠断若剪弦，其如愁思何”、“遥将一点泪，远寄如花人”、“寒灯厌梦魂欲绝，觉来相思生白发”，无论生离、死别，许氏都令李白魂牵梦绕。终于要扬眉吐气时，爱妻却已不在。

    但种种前尘往事、挫折不易，李白都无暇顾及，他要“著鞭跨马涉远道”，奔赴长安，“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正史所载，李白最终是由吴筠推荐入朝，“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有学者考证，李白诗文造诣虽已有一定名气，他却是“以道教徒身份或以道士兼文学身份”被召入宫中。一方面由于“尤忌文学之士”的李林甫此时已经专权，文学之士的进阶之门被严重堵死；另一方面，玄宗对李白的迎接是“降辇步迎，如见绮皓”，像迎接汉初著名的隐士、商山四皓的绮里季一样，并“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这些做法更适合对待世外高人而非文学之士，玄宗还说“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赞其道义深厚。而李白流连道观，与贺知章著名的初相见亦是选定在紫极宫（实为长安的太清宫），贺知章惊呼“谪仙子”，解下佩戴的金龟换酒，欲与其一醉方休。

    根据李白自己的描述，成为翰林待诏后，他“名动京师”，早年所写的“《大鹏赋》时家藏一本”。作为天子身边的侍从，李白“晨趋紫禁中，夕待金门诏”，为“朝廷作歌数百篇”，奉旨填词，随行扈驾，“乘舆拥翠盖，扈从金城东，宝马丽绝景，锦衣人新丰”，“谈笑皆王公”，“时为贵门邀饮”，又被玄宗“问以国政”，撰写诏书，“不草而成”，“雍容揄扬，特见褒赏”，一片风光。但实际上，李白貌似并未进入宫廷的文学中心。李白在京期间，玄宗举办过三月三曲江宴、七月份在花萼楼为裴旻办庆功宴，裴旻还奉诏舞剑；十月携贵妃去华清池温泉等等，这些活动中都未见李白流传下来的应制诗。天宝三载（744）正月，贺知章致仕时的百官群臣于长乐坡的大宴会他也未能出席。对于有知遇之恩的贺知章，李白只能在潼关昭应县阴盘驿为他单独送行。

    造成此番局面的原因很复杂。玄宗怠政，整日沉浸于和贵妃的温柔乡中，盲目倚重奸诈阴毒的李林甫，朝堂乌烟瘴气，人人自危。他召入李白本非为政事，自然不会重用李白于政事。李白作为一介布衣，亦无机缘进入朝堂，更无机会参政。他又喜“浪迹纵酒”，神昏形秽，呼朋引伴，“昔在长安醉花荫，五侯七贵同杯酒”，“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作诗咏歌时，以谢安为理想，以隐逸为志向，“笑入胡姬酒肆中”、“长安市上酒家眠，以至于“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最终，在贺知章退休离开长安后，同年三月，李白也被玄宗“赐金还山”。

    笔记小说中记述李白被赐金还山的理由是他得罪了高力士，高力士借杨贵妃之手报了李白酒醉后让他脱鞋之仇。高力士对杨贵妃说，李白填的词是将她比作赵飞燕以侮辱贵妃，于是“上尝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而这毕竟是野闻轶事，不足以全信。信史中至少有三种解释，一种是由于朝廷政治斗争，“为贱臣诈诡”；一种是他困于京师而不乐，有目共睹，许多朝臣文人都写了关于他的诗作，“多言公之不得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一种是玄宗担心他酒后将宫掖中的秘闻失口说出，“玄宗甚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恐掇后患，惜而遂之”，温室树即指宫中之事。

    离开长安后，李白继续游历，同时求道。当年秋末冬初，他由天师高如贵在齐州（今山东济南）紫极宫正式受篆，加入道籍，成为一名道士。入道可能是由于受到赐金还山的打击，“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也是李白从小一心向道的结果。在入宫之前，他已经修道多年，道行不低，“予与紫阳神交，饱餐素论，十得其九”，已得胡紫阳（司马承祯的徒孙）真传，是玄宗的诏令打断了他的修仙过程，“道成本欲去，挥手凌苍苍，时来不关人，谈笑游轩皇，献纳少成事，归休辞建章”。所以，在放还之后，便继续潜修了，“闭剑琉璃匣，炼丹紫翠房”，“志在穷遐荒”。而李白的形象也转变为“身佩豁落图，腰垂虎肇囊”，“仙药满囊，道书盈箧”，“与白云为伍”，更是一番仙风道骨之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