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关于1977年招收研究生具体办法的通知》发布，我国研究生教育在中断了12年之后终于得以恢复。这一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分水岭”。

    今天，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落下帷幕。

    40年前，教育部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关于1977年招收研究生具体办法的通知》，我国研究生教育在中断了12年之后得以恢复。如今，重新恢复的研究生教育已经到了“不惑之年”。回望历史，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渊源何处？新中国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是谁？40年中，我国研究生教育又走过了一条怎样的发展之路？

    中国最早研究生或出现于唐朝

    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始于何时？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并未真正解决。

    现行的中国教育史论著在涉及研究生教育时，多从新中国谈起。然而，研究生教育在中国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舶来品”，而有一定的历史根脉可循。

    有专著把学位教育的源头追溯到汉代太学的文学掌故、太子舍人、郎中三级选拔制度；把研究生教育的源头追溯到明清时期翰林院庶常馆的庶吉士考选制度。但也有学者指出，自从汉武帝兴办太学开始，历代官学均具有普通高等教育的性质，而招生对象、考试办法、修学年限、学业标准、毕业后获得的资历等都高于它的形式，就类似于研究生教育。

    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研究生教育的，或许是唐代国子监的大成教育。

    从修学年限和学业标准来看，大成教育的思想渊源始于先秦。《礼记·学记》　为官学学生确定的修学年限为九年，并为不同阶段确定了学业标准：第一年能分析经义并确定学业志向（离经辨志）；第三年能专心学业并与同学和谐相处（敬业乐群）；第五年能广泛涉猎并礼敬师长（博习亲师）；第七年能研讨学业并向善学者请教（论学取友），称为小成；第九年能联系实际融会贯通，并具备立身之资和坚定的人生态度（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称为大成。

    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之前，大成共招生20人，选贡举及第的“聪明灼然”者为之；之后减至10人，主要是从明经及第者中选拔。唐代中央官学学生入学后一般只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食宿，并无俸禄；而大成入学后，会依照相应的官职水平给予俸禄。另外，大成在学期间除了完成学业，还要承担一些教辅任务，相当于现在研究生“助教”一类的工作。

    因此，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性质上来看，古代研究生教育最早、也是最直接的源头或许是唐代国子监的大成。

    研究生教育的两个“分水岭”

    现代教育体系逐步建立之后，我国研究生教育有两大“分水岭”，一个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另一个则是1977年恢复研究生教育。

    据统计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落后而且缓慢，1935年至1949年共举行了9届学位考试，授予硕士学位232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研究生教育才取得了较大发展，但其间也经历了不少坎坷曲折。

    1977年，教育部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关于1977年招收研究生具体办法的通知》，我国研究生教育在中断了12年之后终于得以恢复。

    1980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而后又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明确了学位授予的负责单位和原则程序、学位的课程和学分要求、论文的答辩流程和规范等，促进了研究生教育的迅速恢复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研究生教育开始突破传统的重基础、重理论的单一模式，进入多元化发展阶段。一个重要节点就是1986年国家教委发布的《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提出“稳步发展，保证质量”的方针，明确在控制数量的同时，重点要调整好结构，培养模式应多样化。

    到了世纪之交，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我国研究生教育也迎来了大发展期。据统计，1999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为9.22万人，比1998年增长了30%，在校研究生也从1998年的19.89万人发展到2009年的140.49万人。

    2010年以后，我国进一步调整研究生结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得到了极大发展。

    统计显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5年这17年间，我国招收的研究生人数不到2.4万。而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已经达到200多万，成为世界上的研究生教育大国，为各行各业输送了大量高层次人才。

    3小时考出新中国第一位硕士

    “考一个硕士，由9个教授（实到8个）组成答辩委员会，300多人旁听，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实在可以说是空前绝后。”说这话的人叫唐翼明（书法家、魏晋文化史专家），是新中国的第一位硕士。

    1980年12月，唐翼明拿到了美国签证准备赴美继续深造，签证有效期是三个月，他必须在签证有效期内赶到美国。当时，他一面向学校提出毕业申请，一面写论文，用60天时间完成了六万字的毕业论文，论文题目是　《从建安到太康——论魏晋文学的演变》。

    与此同时，武汉大学把唐翼明的申请报到了教育部，因为他是“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全国统一学制是三年，现在要提前半年毕业，学校做不了主。教育部回复说，你们必须把这个学生的全部成绩单和论文寄过来审查。审查通过后，又专门叮嘱：这是我们国家第一个硕士毕业生，必须进行严格慎重的口试，口试委员会的教授不仅要有武大的，还要有其他学校的，并且至少要有两名外地的。

    就这样，一个专门的答辩委员会组成了，一共9位教授：武汉大学5位，武汉其他大学2位，外地的则有北京大学的陈贻焮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廖仲安教授，但廖仲安教授后来因身体原因临时不能来，实际上只到了8位。

    据唐翼明回忆，口试在1981年3月5日举行，8位教授都坐在大礼堂的台上，他则坐在台下的最前排，有一张专用的课桌，在讲台的左下方，成45度角对着台上的教授们。那天，大礼堂里全部坐满了人，邻近学校的研究生和教师也有不少前来观摩。这是恢复研究生教育后，全国第一次研究生毕业答辩。

    据唐翼明回忆，口试在上午9点开始，到12点才结束。他就论文做了若干说明，阐明他的主要观点，接下来就是答辩委员会的教授们提问。“大家对论文基本上都是肯定的，尤其是张国光教授和陈贻焮教授。张国光教授的发言热情洋溢、称赞备至，我非常感动，这是一个老教授对一个青年学生的奖掖。”

    答辩结束后，时任武汉大学副校长童懋玲第一个走到唐翼明的面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唐翼明，你今天的答辩很精彩，谢谢你为武汉大学争了光！”唐翼明事后回忆说：“那大概是我平生享受到的最高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