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论证了通过“法”与“术”、刑赏分明而治，达到政理之“势”的必要性，也彰显了中华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蕴。

    “治理”一词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尧舜时期就有治世的思考。《商君书·修权》有“公私之交，存亡之本”，指出尧舜治理的核心价值即天下为公，正因为如此才能够建功立业，为天下人所拥戴。但其治理并不以耕种为重心，而是强调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和改善，提出了以疏导的方法治理黄河的主张。这是在自然经济下最早出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治理理念。公元前2025年夏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出现“奉天罚罪”的习惯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直至西周时期，习惯法中皆有治安管理的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治理”一词

    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治理”一词，诸子百家将其用于治国、理政、平天下抱负的抒发。儒家强调“仁政”、“德礼教化”，《孟子》有述“君施教以治理之”，将德礼教化确立为最为基本的治理方式；《荀子·君道》记载：“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进一步将明公义、达公道作为治理秩序建构的根本价值追求，形成了儒家特有的治理文化。而道家则将“无为而治”、“道法自然”作为治理的准则。《老子注·五章》指出，“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才是最好的治理状态，反之，如果一味地追求“有恩有为”，通过人力的作为施加于万物，那么，万物的真实禀性就丧失了，这些物本身也就不存在了。这种由“无为”达至“无不为”之道，将清静无为，不与民争的崇高境界，确立为基本的治理模式。与之相区别，法家的治理更为推崇法律化的路径，宣扬“以法治国”、“废私立公”。《韩非子》有述“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是以有术之国，不用誉则毋适，境内必治，任数也。”论证了通过“法”与“术”、刑赏分明而治，达到政理之“势”的必要性，也彰显了中华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蕴。

    汉朝将“治理”视为秩序、稳定状态，三国时期将“治理”用于政务、政绩

    汉朝将“治理”视为秩序、稳定状态（《礼记·大学》称“修齐治平”），在专门针对公职人员的建设方面使用了“治理”一词。《汉书》有述“师古曰‘治安，言治理且安宁也’”。治理是与安定、太平、百姓康乐相并列的秩序价值追求。由《史记》首作“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汉书》有述“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即将安宁、秩序及良好的社会状态作为治理的核心内容。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治理”一词主要用于对具体的政务、政绩之功的描述，多见于为当时在各个领域的代表性人物所做的传记当中。三国时期，陈寿所著纪传体国别史《三国志》中的《魏书》第九卷和第十六卷、《蜀书》第十二卷都有关于治理的记述。《魏书》记述：“《世语》曰：允二子：奇字子泰，猛字子豹，并有治理才学。”《蜀书》记述：“正昔在成都，颠沛守义，不违忠节，及见受用，尽心干事，有治理之绩，其以正为巴西太守。”南北朝时期，《南齐书》有“除步兵校尉，出为绥虏将军、山阳太守，清修有治理，百姓怀之”的记载，《梁书》有述“时承凋弊之后，百姓凶荒，所在谷贵，米至数千，民多流散，筚抚循甚有治理。”皆通过对于政务功绩的历史记载和评判，为社会树立尽治理之务、成治理之绩的典范。

    唐朝已经有法与“国家治理”关系的论述，并且出现了财政治理

    《隋书》描绘了“治”与“乱”的对比状态，“自晋氏播迁，兵戈不息，雅乐流散，年代已多，四方未一，无由辨正。赖上天鉴临，明神降福，拯兹涂炭，安息苍生，天下大同，归于治理，遗文旧物，皆为国有。比命所司，总令研究，正乐雅声，详考已讫，宜即施用，见行者停。”“伏慧能以国让，侯莫陈所居治理，或知牧人之道，或践仁义之路，皆有可称焉。”阐明了以民生、道德、领土统一、和平安定为核心的治理之道。

    唐朝已经有法与“国家治理”（其时指治平状态）关系的论述，并且出现了财政治理。《周礼疏》有“制灋（法）成治若咎繇”。也即，“汝作士，五刑有服，是咎繇制其刑灋（法），国家治理，故以咎繇拟之。”将律令视为国家治理的基本遵循；而由中国古代民刑合一体例所决定，这一时期的以法为治主要表现为刑法之治。其与现代意义上从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出发，全面推进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布局相比，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此外，还有从历史功绩角度进行的政务致治的记述，《新唐书》：“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旧五代史》有“善博奕者唯先守道，治蹊田者不可夺牛。誓于此生，靡敢失节，仰凭庙胜，早殄寇雠。”推崇基本的治理规律在致治之美中的重要作用。

    《宋史》详细描绘了治理之世所应当具有的状态

    宋代尤其重视“治道”、“资政”经验的总结，并细化到具体事务的治理层面，提出“治天下道二”，“未治有四”等治理实施的良谏益策。《宋史》本身就是为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而修纂的，因而，书中详细描绘了治理之世所应当具有的状态，大量记述了治国理政的经验。其中，第三百五十五卷列传第一百一十四总结了治理天下的两种途径，“治天下道二，宽与猛而已。宽过则缓而伤义，猛过则急而伤恩。术虽不同，其蠧政害民，一也。”提出了“未治有四：曰边疆，曰河事，曰役法，曰内外官政”。并进一步强调了“治道”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指出“故治道不成”，则“万事隳废”。

    至元朝，纪传体断代史《元史》将《治典》内容单独成篇；并通过改革币制、治理黄河等一系列举措，展开了中国古代治理实践的有益探索。

    在明朝，“治理”成为考核举荐人才的科目

    在明朝，作为考核举荐人才的科目，“治理”被明确列于“考功图”中，并成为治学修身的核心要义。

    《明史》记述：“济条议，以‘经明行修’为一科，‘工习文词’为一科，‘通晓书义’为一科，‘人品俊秀’为一科，‘练达治理’为一科，‘言有条理’为一科，六科备者为上，三科以上为中，不及三科者为下。”并专门编纂了“宝训实录副本、逐一简阅、分类编摩、总计四十款”，从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敬天、法祖、保民，到谨祭祀、崇孝敬、端好尚、慎起居、戒游佚，再到纳谏、理财、守法、敬戒、务实、明赏罚、信诏令、慎刑狱、褒功德，详细阐明了“修德致治之方”，“以明庶政勤讲学以资治理”。此外，还出现了论述“治理”的专著，如徐广的《谈治录》。

    《清史稿》从治理方略出发对各国政体进行了比较

    《清史稿》中，从《世祖本纪二》的“焦心劳思，以求治理”，《德宗本纪二》的“一切归有司治理”，到《时宪志》的“无庸钦天监治理”、《地理志》的“台省治理”、《礼志》的“胥勤治理”、《选举志》的“亟思破格求才，以资治理”、《职官志》的“知州掌一州治理”、《食货志》的“中国主权，华民生计，地方治理”、《刑法志》的“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艺文志》的“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和《邦交志》的“俄、日两国政府归还中国全满洲完全专主治理之权”，再到亲王、大臣的传记，以及《循吏传》、《藩部传》，都有治理一词的记载。

    《清经世文》中出现了“国家治理之法”的表述，并从治理方略出发对各国国家政体进行比较，反思清末治乱状况。《清经世文三编》分析了“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对西学中有益治理的体制问题进行了论述，也深入探析了“保邦之治理”的主要特点，发现了导致清末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指出“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

    但是，在法律制度层面，这一时期仍然强调“国家治理之法与庶司奏绩之谟，毋贵乎法古也”，认为“巍峨大国忽焉颓败，非尽由治理之失法，亦实缘人才之不得”。这也反映了清末制度建设层面的矛盾性与局限性。

    “治理”强调“治国理政”之道，有“治平”“治化”“治术”“治本”“治宜”之说

    在中国古代，“治理”强调“治国理政”之道。《辞源》将“治”解释为管理、梳理、惩处、校量、“政治清明安定”，与乱相对；有“治平”（治国平天下）、“治化”（治理国家、教化人民）、“治术”（韩非的致治之术）、“治本”（治国的根本措施）、“治宜”（治理所宜）之说。

    其中，可供现代治理理论及实践发展借鉴的内容包括：其一，法律是治理的基础。《管子·七法第六》将“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众”比喻为“左书而右息之”，也即本来用右手书写的人反而用了左手，事实上强调了法律在治理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其二，安民是治理之本。班固的《汉书》记述了“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刘安《淮南子》有“为治之本，务在安民”。其三，和谐是治理的目标。《尚书·尧典》：“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古之人君能行之者，莫如帝尧。书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韩维在《南阳集》中明确提出，“协和上下，以举大治”，将和谐作为达至治理之道的重要目标。此外，也强调治理路径的综合性以及核心价值体系的作用。